作者：徐方
初相识
母亲与顾准伯伯的相识，始于1962年。彼时，顾准因1958年的劳改经历而被下放至农村，经历了四年的风霜洗礼后，他的右派帽子被摘去，得以重返经济所。1962年，顾准重返经济所，被分配至政治经济学组工作，恰巧与母亲在同一小组共事。
随着时间的推移，母亲渐渐发现，顾准这个人物与众不同：思维清晰、洞察敏锐、学识渊博。尤其是他在学术研究上的勤奋与严谨，给母亲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在“文革”之前，顾准翻译西方经济学名著时，时常遇到复杂的数学公式。为了深入理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精髓，他毫不犹豫地借阅了一本厚重的高等数学教材，并耐心地一题一题地完成演算。这种不懈的求知精神在当时的干部群体中实属罕见。
在“文革”伊始，顾准承受了极大的冲击。面对红卫兵对他们这些所谓的“牛鬼蛇神”的审问，众人战战兢兢地将写好的悔过材料张贴于布告栏。然而，顾准却仅在一页稿纸上挥笔写下“读史”二字，随即将其贴出。
顾准
造反派将他痛打一顿，责问为何要这么写。他说：“只因近期无所事事，只是研读了一些史籍。”事后，他对母亲倾诉：“眼见那些红卫兵四处挥舞拳头、毁坏财物、抢夺物品、抄家，这些行为日后必将被载入史册。我倒要拭目以待，中国将走向何方，未来将呈现何种景象……”母亲认为，顾准在“文革”初期能够写下“读史”二字，足以证明他当时已经以理性的态度审视这场运动。
1969年春节翌日，顾准与其他受审查者一同被拘送至建国门外学部大院，进行隔离审查。尽管他此前不得不与妻子汪璧解除婚姻，子女亦与他疏远，但他心中时刻挂念着那深爱着的妻子与儿女，时常在幻想未来某日能与妻子重拾旧好。
1969年11月初，学部正式宣布要下放到河南息县五七干校。经济所作为“先遣队”，将于11月16日出发。此时，顾准并不知道妻子已于一年多前自杀身亡，仍一再写申请要求在走之前与妻子见上一面。对于所领导、工宣队的支吾、搪塞，他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意识到他的秀（汪璧）或许已不在人世。他急迫地对连指导员杨清华保证：“无论她生死与否，疯癫与否，病情如何，都不会影响我的行动，也不会影响到改造的进程。”这才让领导坦诚相告。
顾准的妻子汪璧
汪璧的噩耗，如同一道惊雷劈落在顾准心头，令他痛不欲生。在当日的日记中，他悲痛地记录道：
“接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我既感到出乎意料，又似乎在预料之中……此刻，我迫切地想知道她离世时的情景。赵告诉我，他们会帮我寻找，我便去打了一份饭菜。然而，仅仅几口饭菜下肚，悲痛便如潮水般涌来，我伏在饭盆上，失声痛哭。尽管如此，我还是努力克制自己，硬是把饭菜吃完。我必须活下去……”
顾准紧接着恳切地请求军宣队协助寻找他的长女稖头（顾淑林），期望在离开之前能与她相聚，共进一顿饭，并借此机会探听家人的近况。军宣队领导对此表示赞同，随即派人去与稖头取得联系，不料她却坚决拒绝见面。女儿的冷漠无情，对他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1940年，顾准毅然离开上海，投身新四军。此照片摄于1942年3月5日，地点位于江苏阜宁县的东坎乡。
经历干校
学部下干校，母亲带上了我。那年我只有15岁，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少年。母亲为了让我了解顾准伯伯，同她一道照顾这位老朋友，跟我讲述了许多关于伯伯的事：他的品格、他的学识，以及他历经的种种苦难。
母亲曾提及，她首次听闻顾准这个名字，是在解放初期的上海城。彼时，顾准身兼上海市税务局局长重任，频繁签署各类税收公告，满城皆是署名“顾准”的告示，他因此被戏称为“布告局长”。然而，这位“布告局长”不久后便因无端的指控而遭受撤职之灾。落魄之际，他两度造访经济所，最终竟与母亲结为挚友。
对于母亲描述顾准这个右派是“第一流的德和才”，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她以前就曾跟我说过：“那些被划为右派的人，往往都是那些正直且才德兼备的善良之人。”
刚下干校时，政治气氛“左”得出奇。顾准伯伯是监管对象，经常挨斗，处境极为恶劣。而母亲却冒着受牵连的危险，继续暗中与他来往。顾伯伯来向母亲借布票。当时买布除了要钱，还得用布票。可伯伯自己平时积攒的布票有限，还差一些。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借张纯音布票二尺，购维尼纶混纺布三十尺……大量素白维尼纶混纺布被用于枕套、被里。此次整理的被服，预计可用至我离世。服丧以白，古礼也……”原来，顾伯伯心中念念不忘已故妻子汪璧。在那个极度“左”倾、高压的政治环境中，他既无法身着孝服，亦不能佩戴黑纱，遂想出此计，多购买白布，制成白色被套、枕套，以此表达对亡妻的哀思。
顾准（右一）战争年代
亦师亦友
1972年7月，我们学部从干校迁返北京。由于我家在迁出前已将住房退租，因此被分配至学部大院八号楼二层居住。那是一栋U型结构的两层筒子楼，昔日曾用作招待所。顾伯伯同样因故无法归家，也与我们一同住在这层楼上。
原本与我同室的，还有经济所的李学曾先生。李先生在北京或许另有所居，多数时候并不在此地逗留，因此那间12平方米的房间实际上主要由顾伯伯独享。自1966年“文革”爆发，他被隔离审查，直至从干校归来，这还是伯伯首次拥有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他的住所位于八号楼二层西侧的最南端，距离我家仅咫尺之遥。
此刻，运动的焦点转向了清算“五一六”，大家纷纷投入到派系的争斗中，无暇他顾，那些被视为“死老虎”的问题被暂时搁置。正是借助这难得的平静时光，顾准伯伯开始了他那浩瀚的探索与研究之旅。
在这段日子里，母亲与顾伯伯的交流尤为频繁，几乎日日长谈。伯伯白天奔波于北京图书馆，搜集资料、撰写读书笔记，夜晚便与母亲分享他的思想火花、写作蓝图以及对种种问题的独到见解。他乐此不疲地畅谈，认为这如同对思想的梳理。母亲对他的深刻洞察时常赞叹不已，将他誉为天才的思想家，每日均有新思想源源不断涌现。在母亲眼中，伯伯的学问既博大精深，又独树一帜。
顾伯伯在思想上颇受基督教某些教义的影响，认为这个世界最终还是要实现大同，“四海之内，皆为兄弟”。他所奉行的座右铭是：“宁可天下人负我，勿让我负天下人。”母亲对此颇不以为然，认为《圣经》中的那句“别人打了你的左脸，伸出右脸也让他打”是奴隶主义哲学，不足取。她说：“我的理念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对于他们的辩论，我感到尤为有趣。顾伯伯随即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圣经·新约全书》，提议我阅读。此书是他撰写《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作品的重要参考资料，上面还留有他的亲笔签名。在他离世后，按照他的遗愿，这本书作为纪念品留给了我，我一直珍藏着。
顾准伯伯以其卓越的学术造诣和流利的英语能力，在所内备受那些勤奋好学的中年人士的尊敬，他们常在此期间向他求教。当时，经济所的研究者们因长期与世界隔绝，对西方经济学知之甚少。1972年，他们从干校重返北京，在顾准伯伯的引领下，几位中年研究员如渴求甘霖般地投入到了对西方经济学最新理论的研习与吸纳之中。
曾有一回，顾伯伯从宗井滔先生手中取来一本美国经济学会的高级别学术期刊——《美国经济评论》。他从众多文章中挑选出几篇前沿性的经济学论文，分配给了吴敬琏叔叔、赵人伟叔叔以及我的母亲，嘱咐他们进行翻译。翻译完成后，他将亲自审阅并提出修改意见。
母亲向赵人伟叔叔提及了顾准伯伯布置的翻译作业。她感慨道：“以往我的英语水平足以轻松阅读好莱坞原版电影，然而面对老顾的论文，我却陷入了难以理解的困境。即便逐字查阅了词典，依旧无法领悟其意。这显然并非英语水平的问题，而是对经济学知识的欠缺，我们对西方当代经济学的了解实在是太过生疏了。”
赵叔叔说：“我也有同感。老顾从《美国经济评论》中选了鲍尔丁的《作为道德科学的经济学》一文，对我说：‘这篇文章堪称佳作，若你决心学习英文与经济学，不妨尝试将其翻译。不过，我钻研了数个星期，却始终未能攻克。勉强翻译了几段呈上，他审阅后指出：‘翻译水平尚显不足。’”
据赵人伟叔叔所述，他曾将译校完毕的论文呈交给顾伯伯。为协助赵叔叔润色翻译，顾伯伯毅然放下了前往北大图书馆的计划，边批改边悉心讲解，这一过程持续了整整七个小时。他用红笔在稿纸上密密麻麻地圈点批注。不仅对译文的措辞进行了细致的修改，还深入浅出地解释了为何选用此词而非彼词，并阐述了其内涵，讲解得透彻而详尽。
在那个时期，顾伯伯的健康状况已十分堪忧，然而每当所里的中青年研究人员向他请教，他总是不遗余力地提供帮助。我手中保存着一张历经四十多年仍珍藏的字条，那是顾准伯伯在我母亲翻译作业上批改后所赠予她的。
从字条的内容中，不难看出顾准伯伯在那时为了提升这些学生的翻译能力，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与精力（竟耗时16小时批改翻译作业）。他对学生的要求极为严苛，甚至在指导我母亲翻译时，都强调必须经过“捉摸”与“琢磨”。他还曾表示，“日后恐怕再难有机会为阁下效劳”，这表明他当时已深感身体状况不佳，预感到生命之光的日渐黯淡。
上海市税务局局长顾准
最后的夙愿
顾准伯伯自幼便深受肺部疾患之苦，早年于干校时期，便常感咳嗽不止，痰中不时夹杂着血丝。虽屡次求医问诊，医生们给出的诊断各异，有的说是肺气肿，有的则认为是支气管扩张。然而，他本人却将这些病症视为无关紧要，并未过分忧虑。
然而，至1974年10月下旬，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频繁大口吐血，每日咯血量竟达半痰盂之多。经济所的领导见他已无法继续承受病痛的折磨，便在11月2日将他紧急送往协和医院接受治疗。
起初，医院拒收这位“极右派”患者，他只能卧于急诊室外廊。双目几近失明的骆耕漠伯伯，手拄拐杖，四处奔走求援。经其努力，终获当时刚刚恢复自由的中国医学科学院党委书记杨纯的帮助，顾伯伯才得以入住病房。此次，医生对顾伯伯的治疗态度颇为重视，对其进行了详尽的检查。检查结果显示，顾伯伯痰液中检测出癌细胞，X光分层造影亦显现肺部存在一个鸡蛋大小的肿瘤，最终诊断为晚期肺癌。
当时国内的医者们出于对患者承受能力的担忧，往往选择不对病人透露病情，仅将诊断结果告知其家属。因此，顾伯伯起初并未得知自己患的是肺癌。然而，在一次查房中，几位医生在讨论病情时，不慎使用了“cancer”一词。他们或许未曾意识到，这位患者对英语颇为精通，一经听闻便心中有了几分明白。为了彻底弄清自己的病情，顾伯伯在午休期间特地前往护士站，取出自己的病历，从头至尾仔细查阅了一遍。
在我母亲得知他的健康状况后，她于午后前往医院探望。在那一刻，顾伯伯向母亲坦白道：“你知道我患的是什么疾病吗？是癌症！”这消息令母亲心头剧痛，她几乎不知如何作答。
母亲的心中充满了深深的悲痛，他的话语更是让她心如刀割：“现在，我命不久矣，孩子们应该会来探望我了吧？”面对绝症的折磨，他首先想到的竟是孩子们的到来。对他而言，只要能见到孩子们，即使生命走到尽头也毫无遗憾，这充分展现了他对孩子们的深厚情感和深切思念。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这微小的愿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没有实现。
伯父的癌瘤恰好生长在心脏与气管的毗邻区域，位置极为不利，以致于无法进行手术切除，亦无法实施放射治疗。医生坦言，已无力回天。
顾伯伯始终坚信西医的疗效。在与我母亲交流关于中西医的议题时，他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即便我的父亲是中医出身，我仍旧对中医的治疗效果持怀疑态度。以诊断为例，西医依赖的是先进的物理检测手段，比如X光、CT扫描；以及化学检测，如血液和尿液分析。而中医似乎仅凭脉诊就能诊断众多疾病，这在我看来实在难以置信！”
可是，母亲和顾准伯伯的六弟陈敏之，以及他的几位老朋友都不甘心放弃治疗，他们要穷尽一切方法来挽救他的生命。绝望之下，只好将目光转向中医。顾准当年的入党介绍人——林里夫伯伯，找到一位自称能治此病的老中医。那人架子很大，一定要有小汽车接送，否则不肯出诊。当时还没有出租车，更没有私人汽车，母亲他们都是平民百姓，不可能有公家配给的车。她说：“我当时的内心是如此迫切，真想向那位姓李的老中医跪地求助。”最终，在母亲的搀扶下，几乎失明的骆耕漠伯伯冒着寒风，找到了他的老战友——原铁道兵兵团政委张崇文，这才解决了出行的难题。
李大夫递出药方后，母亲便主动接过了煎药和取药的活儿。待药汁熬至浓稠，她小心翼翼地将那热腾腾的药汤递至顾伯伯面前，轻声说道：“请喝吧，这对您的身体大有裨益。”伯伯无奈地苦笑，长叹一声：“唉，盛情难却啊！”说罢，便一口将药汤饮尽。尽管他对中药治疗自己的病症持怀疑态度，但为了不辜负老友的良苦用心，也不想让朋友们太过失望，他还是强忍着喝下了所有的药。
为了悉心照料生命垂危的顾准伯伯，经济所的几位至交好友自发组织，轮流前往医院提供护理与守护。他们怀揣着满腔热情，不畏嫌疑，主动承担起值班任务，其中包括骆耕漠、吴敬琏、张纯音、林里夫、江明等。林里夫伯伯更是体贴入微，安排他的女儿林皎皎每日上午前往医院，接替陈敏之伯伯的班次，以免他过度劳累。
顾准的后半生充满了不幸。他屡遭磨难，家庭破碎，孤独一人。在最需要亲情慰藉的时刻，亲人却纷纷离他而去。他时常以“丧家之犬”自嘲，然而，他却同样幸运至极。在两次陷入困境之际，都是经济研究所伸出了援手。这所高水平的学术机构汇聚了当时中国的一批知识精英。记得有一次，顾伯伯在与母亲谈及经济所时，幽默地称之为“聚宝盆”。
多年来，经济所的诸多同仁对顾准的关怀，虽非血缘之亲，却胜似骨肉情深，助他在残酷的社会洪流中得以幸存。他亦得以将多年来探索与研究的心得，以文字的形式，永久地留存在这个世界上。
据母亲讲，顾准在生命的最后几天心情非常不好，伤心至极，甚至可以说是绝望。他后半生虽历尽坎坷、饱受磨难，却依旧热爱生命，留恋这个世界，希望借自己的不懈研究，为国家、为人类作出贡献。他对母亲说：“生活终究是美好的！我年仅59岁，实在不愿就此离去，还有太多未竟之事等待我去完成……”对于未能将那些日渐成熟的思考付诸笔端，他深感痛惜！顾准伯伯仍旧满怀期待地盼望着孩子们能来看他，时刻守候着他们的到来。面对前来探望的七弟，他声音哽咽，反复表达着对孩子们的思念：“他们（指他的孩子们）真是想得我好苦……”
顾准一家
就在临终前十几天，为了见到孩子们，他甚至忍受屈辱，极不情愿地在一份“认错书”上签了字，以换取摘除“右派分子”的帽子。他的遗嘱最后一句话还是：“愿我的孩子们平安。”唉，天下父母之心，实是何其可怜！
1974年11月16日，军宣队正式宣布为顾准去掉了“右派”的称号。照理说，这样的界限“障碍”此时应当已经不复存在。然而，顾准的小儿子重之依旧未归，顾淑林与顾逸东的弟弟小米也仍旧未踏入医院一步。
经济所的领导代表单位，屡次致信并发电报至内蒙古，力邀顾准的小儿子顾重之返归，以便照料其父亲。然而，在11月24日，顾重之给陈敏之的回信中，他明确表示自己坚决不返回。信中言辞坚定地写道：
“在热爱党的崇高事业与对顾准的深恶痛绝之间，根本无法掺杂任何寻常的父子情感。……我誓将追随党的步伐，紧随毛主席的领导，绝不可能跟随顾准。基于此，我们选择了断绝关系的举措，至今仍坚信这是正确的选择，绝无过分之嫌。”
大概现在的年轻人看来，这种无情近乎匪夷所思。其实在当年的政治氛围中，人与人之间都要“亲不亲，阶级分”。动不动就是“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砸烂阶级敌人的狗头”。谁要是不幸被指为阶级敌人，确实生不如死。那么“黑五类”的子女们要么考虑自己的“政治前途”，要么迫于压力，与家长划清界限，做出这样绝情的事情在当时并不罕见。
依母亲所述，逝去的顾准身着一件半旧的藏青色中山装。他的双眼未合，嘴角微张，仿佛尚有未完的话语在心头萦绕……
岁月流转，顾准先生的独子，顾逸东先生，在对话《顾准全传》的作者高建国时坦言：
“在父亲遗体告别那天，我和姐姐淑林特意提早一个半小时就到了协和医院，等着向父亲的遗体告别。在那里我见到了父亲的许多朋友。一个老先生看了我一眼，眼光像刀子一般。张纯音向我们走来，她缓缓地说，父亲在临终前让我转告你们，他已经原谅了你们，也请你们能够原谅他。”
顾逸东语至此处，泪如泉涌，他哭诉着，悔恨地呼喊：“而那时的我们，竟然无言以对，未曾表达出任何情感……”
顾准离世，家人决定在医院太平间举行一个简朴的告别仪式。在布置现场之际，顾准的长子小米（顾逸东）和长女稖头（顾淑林）在父亲离世后终于现身。母亲见到他们，怒气冲冲地指着他们的鼻子大声责问：“你们竟还有脸面来此？！真是太过分了，父亲病重成那样，你们竟无一人探望！”
1980年2月9日，顾准先生的名誉得以恢复，全面平反。次年，他的著作《希腊城邦制度》得以出版。其弟陈敏之利用稿酬，于前门饭店宴请了顾先生生前诸多挚友，以表达对过往关照的感激之情。我和母亲亦受邀出席。酒席间，一位青年男子向我走来，他举杯对我说：“咪咪，请允许我敬你一杯，我深感愧疚，无颜面对你……”此青年正是顾准先生的次子，顾重之。听闻他才华横溢，曾在恢复高考后的1979年成为北京市文科状元。我想，那时他或许已对过往对父亲的误解与行为感到深深的懊悔。
1974年11月17日，顾准伯伯口述了一份遗嘱，这份遗嘱由他的六弟陈敏之详细记录，并在其审阅后亲笔签署。遗嘱的内容主要涉及他离世后的各项事宜，共计四项。其中，第三项特别提到：“恳请六弟挑选若干纪念品，代为转赠予张纯音同志及其女儿咪咪。”
母亲后来对我讲，她感到非常安慰，说明顾准很看重他们之间的友情。她说：“你尚年轻，未能深切体会顾准那卓越的学术见解与高尚的道德文章。我为能在生命中拥有这样一位志趣相投的挚友而自豪……”她是在1975年说出这番话的，那时中国正深陷“文革”的风暴之中，真正理解顾准的人寥寥无几。
就在顾准伯伯辞世的几个月后，母亲突患急性类风湿关节炎，大病了一场，身上多处关节变形，几乎不能行走。医生说这种病的一个可能病因是精神上受到强烈刺激。母亲哀伤地对我说：
“我深知这病的成因，皆因顾准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