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王明、康生、陈云乘坐同一架飞机从苏联返回延安。康生在苏联共产党代表团中与王明相仿，身为政治局委员，地位显赫。次年春，即1938年五六月间，康生曾在马列学院授课，负责讲授党的理论。他的讲授条理清晰，言辞准确，毫无重复，情感充沛。在授课过程中，他提到了一位人物——饶漱石，新四军的政委，华东局的书记，素有“机关枪”之称。康生对饶漱石赞誉有加，称其擅长地下工作，赞不绝口。
康生才识渊博，对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领域了如指掌。尤其精研戏曲历史。在书法、篆刻等领域，他均有深厚造诣。他的书法、篆刻、画作均颇具水准，却从不轻易展示。当他重返祖国，用四川方言形容便是十分“识趣”。他在文化方面颇有造诣，若在他面前展示自己的才艺，即便是对这些高雅文艺有所了解，似乎也不太适宜。因此，一些领导人的诗作，并未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而董老等人的作品，偶尔会以小报的边角地带作为发表平台。
康生的学识广博，一旦展露，往往招致诸多麻烦。他对于所学之物的掌握，往往超出常人的想象。他对京戏了如指掌，不仅精通唱念做打，甚至连京戏乐队的指挥小鼓技艺也颇为精湛。我（曾彦修，曾担任人民出版社的总编辑，彼时正值延安，是一位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热血青年。在1938年7月1日，延安首次庆祝建党十七周年之际，党校举行了一场纪念大会。马列学院的学员们被邀请参加，并在中午和晚上享用了丰盛的聚餐。党校位于延安城东约十几至二十里处，而马列学院则在北门外约七八里远。我们一大早就出发，抵达后便宰杀猪羊，享受了一顿丰盛的餐食。中午的会议中，还迎来了几位美国共产党的青年参与者。康生担任大会主席，张闻天发表了报告，晚上的节目则是京剧《打渔杀家》。江青扮演女儿萧桂英，表演出色。那时的江青正值二十七八岁，容貌出众。人们当时便知道，江青不仅擅长电影表演，还精通京剧。阿甲在剧中扮演父亲萧恩。然而，后来江青对阿甲进行了严厉的打压。当时江青与毛泽东还不是夫妻，她还是党校的学生。康生作为党校校长，动员江青出演萧桂英一角，并亲自指挥乐队。1980年，我在广西参加会议时，遇到了当时的党校同事、也是马列学院的同学韩世富和李成铁。我询问他们那天是否康生负责击鼓，他们证实说确实如此。他们补充说，为此准备了大约一个月，演出前他们已经多次观看过排练。
康生什么时间去学这些东西呢?他在苏联住了几年可以在莫斯科看中文古籍，但一九三八年能打小鼓，哪里学的?说明他是何等聪明。领导我们土改的时候，他还给我们讲京戏。他问我们，“你们明白‘水袖功夫’是什么吗？”他解释道，评判一个演员的演技高低，只需观察其水袖的挥动便可知一二。在旧社会，“水袖功夫”一词颇为流行，若某人被誉为“水袖功夫”，便意味着其技艺出类拔萃。然而，我们青年中无人能解其意。他详细阐释，一个演员的功底，往往从水袖的挥动中便能窥见。水袖的运用并非易事，你们切不可轻视，这种功夫能反映出演员的修养，尤其是青衣演员，尽管只是甩动几下，却能将人物的各种悲欢离合表现得淋漓尽致。由此可见，康生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并非仅仅浅尝辄止，而是博大精深。他在分析《西厢记》时指出，你们只知道王实甫的《西厢记》，实际上董解元的《西厢记》更胜一筹，这是很多人未曾了解的。他总能随口引用一段，让我们比较优劣。他对中国文化的深入了解，源自自学。在苏联的数年以及延安的岁月里，他都是勤奋好学。他的聪明才智和出色的记忆力，让人不禁佩服。
康生的学识技艺出类拔萃，其中不乏深奥难懂之处，以至于常人即便倾注毕生精力，亦难以望其项背。在业界高层，私下里都知晓他对齐白石并无倾慕之情，甚至特意刻制了一方闲章“鲁赤水”，用以与齐白石相抗衡，并常将其钤印于个人雅玩之作上。通常而言，拥有深厚传统国学底蕴和鉴赏力者，对文物收藏均怀有浓厚兴趣，康生亦然。大约在198年左右……〇她从故宫取走了一些毛笔，其中不乏象牙笔杆，然而这却是“公平交易”，她以每支四五元的价格从故宫购得。我似乎还见过故宫开具给她的收条存根。当时，众人看完后纷纷表示：这成何体统！
至于康生这一篇章，我们不过略窥一斑。然而这部分却是上乘之作：康生断不至于犯下江青那样的笑话。他所展示的书籍，乃是我国著名的中国戏曲专家傅惜华的珍藏，恐怕堪称全国之最。康生尽管将“帝、封、资”文化的积累焚之一炬，却凭借职权将文化中的瑰宝搜罗于己。唉，一边狂飙猛进地破坏，一边又把佳品往自己这边揽，这又算作何事呢！
1956年，故宫博物院太和殿中展出了的一方唐代陶龟砚，吸引了康生的目光。他声称“借用”一观，却终究未能归还。鉴于故宫博物院账目上的不便，不得不为其办理调拨手续，该砚台最终归康生所有。
在1968年至1972年期间，康生频繁造访北京市文管处，累计达32次，其行径盗取图书达12080册，文物1102件。这些赃物中，不乏宋元及明代版本的珍贵孤本图书，囊括了2000多年前的青铜器，以及1000年前的古砚、碑帖、书画和印章，更有30万年前的玳瑁化石。这些珍品不仅承载着深厚的历史价值，亦蕴含着卓越的艺术魅力，其中不乏举世无双的国宝级文物。
在康生所“借”之物中，有一方制作精巧的瓦砚，女专家解释称，此类瓦砚在中国境内现存数量极为有限，且多已流失海外，恐怕唯有康生所藏的这一方仍留于境内。此外，还有半枚虎符，女专家指出，此物是在解放后于京郊出土的，质地为玉，而通常此类虎符均为铜制，这枚玉质的虎符实为世间仅此一件。由此可见，康生所追求的，无疑是独一无二的或是极为罕见的珍品。
不可否认，他是个聪明之辈。他采用“借”而非“买”的策略来经营文物，这相较于他人高价购入的做法，无疑更为巧妙高明。
康生的书法作品，在艺术领域堪称佳作。他更是能左右手并用，挥毫泼墨。以下附上几张作品，供大家欣赏，尤其要注意观察其落款。
在2020年的拍卖盛事中，康生的两通信札与双钩书法作品，以及三帧镜心，最终以高达HK$177,500的价格成交。此外，康生另一幅作品《沁园春·长沙》亦在2021年的香港金钟拍卖会上，以HK$44,625的价格成功易手。
康生博学多才，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和广泛的知识，这在党的历史上恐怕无人能出其右。陈独秀虽略知古学，却未能深入钻研。瞿秋白虽有所涉猎，但似乎亦未能精通诸多学问。
在那激情燃烧的1948年，我依旧投身于土地改革的洪流之中。临近春节，我们一行人抵达了黄河北岸，靠近黄河的阳信，随后又抵达了何家湾村，那里正是渤海区党委的所在地。春节期间，由于不便外出，我们便继续留在了何家湾。就在那时，一件事情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康生向我们详细讲述了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如何重获自由的经过，一切叙述得异常清晰。据他所述，这六十一个人在出狱时，填写了特定的表格，并登报公开，完成了出狱的相关手续。然而，在“文革”期间，康生却宣称他们全部是“叛徒”。
在前往山东进行土地改革的前夕，康生已在当地逗留了一月有余。彼时，邓子恢正负责渤海区党委的整党工作——土地改革的前期往往以整党作为首要步骤。邓老先生的作风不及康生那般犀利，面对棘手之事，他显得力不从心。于是，人事调整随之而来，指挥权移交给了康生。康生被指派后，行事自有一套，随心所欲。他在山东境内对两个区党委进行了整顿。其一为渤海区党委书记，名叫景晓村，当时年仅三十余岁，在当地享有极高的威望。康生不仅将景晓村从领导岗位上拉下，还将渤海区行署主任一同牵连。另一例则是胶东区党委书记林浩。我们抵达阳信不久，康生便从胶东赶回何家湾，将林浩也进行了处理。
关于这两人的详细信息，我们一无所知。然而，通过毛岸英，我们却能感受到一些端倪。当时我们四人同住一室，共睡一炕，分别是于光远、史敬棠、我以及毛岸英，我们四个人的身材都不算矮小。毛岸英刚从苏联归来不久，言谈举止较为随意。那时我们称呼康生为“康老”。毛岸英提到，康老对林浩的处理过于粗暴。这里的“粗暴”一词，是我现在使用的，因为我们习惯用这个词，至于毛岸英当时是否也用这个词，我已记不清楚。他的意思是康老处理事情过于粗暴。一个政治局委员，怎能如此对待他人呢？！
在“文革”时期，康生对人的迫害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列出了一系列名单，包括党的中央委员会成员和民主党派的要员，这些人遭受了他的残酷打压。仅以他的秘书凌云为例，这位在延安枣园社会部时期就担任秘书要职的重要人物，在1947至1948年间作为整个工作团的秘书跟随康生前往山东。康生对其信任有加，然而，他却将凌云投入了监狱。大约在七八年前，我曾与凌云相见。我问他为何在“文革”期间被囚禁长达十多年，康生难道不知情吗？凌云回答说，这全是康生的所为。我感到惊讶，追问康生为何要抓他，他则表示不知其所以然，认为无论从公还是从私的角度看，康生都没有抓捕他的理由和必要。凌云还讲述了一个例子，提到康生和夫人曹轶欧（我们称之为曹大姐）在济南因为某些原因关系紧张，康生甚至患上了神经病。为了不让他们关系恶化影响到工作，康生让曹大姐住进自己的好房子。当时康生担任山东中央分局书记。凌云说，他不仅长期为康生服务，还帮助调解了康生家庭的矛盾，但不知为何，自己被关押在秦城也是康生提议的。凌云并未详细说明原因。我问他，康生为何要抓捕他，他不是老资格，虽然后来成为了安全部长，但在党内并不显赫。如此迫害到凌云，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不论是在延安时期，还是在建国之后，每逢有任何名目，他不仅对他人进行整治，更是肆无忌惮地牵连无辜。如在“抢救运动”期间，他随意对人指指点点，给人扣上帽子，定下罪名，甚至在得知被指认者是其弟弟后，又轻率地将罪名抹去。建国后，当他掌管中央党校大权时，若路上遇到不顺眼之人，便指责其不似好人，从而让对方陷入困境。如此随意整治他人，最终被永远开除党籍，实属意料之中。即便那四人得势，为了平息其他同志的怒火，康生也难免会被推出来作为牺牲品，或许康生对个人的身后事并不太在意吧。
此人思路清晰，绝非迷糊之人。在特定情境下，他能够倾听他人所反映的真实情况，并且展现出宽容之度。凌云的某件事情可作为佐证。
1947年大约是六月或七月，在晋西北地区进行土地改革时，康生担任团长，我则是团员，团员总数不超过七八人。在七月，康生在晋西北临县的郝家坡主持了一次土改工作会议。由于天气炎热，大组长张邦英和张琴秋不愿长途跋涉八天去参会，便派我去旁听。在前往兴县郝家坡的路上，我已经从中央办公厅行政处的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康生那里的情况。当晚，我寄宿在他们所在的村庄。那个村庄中居住着吴玉章、王明等几位德高望重的民主人士，他们年事已高，需要特别关照，因此办公厅行政处的人员也在这里。尽管这些同志平日里并不常往来，但彼此都很熟悉，从1941年到1946年，都是老相识，彼此之间建立了信任。他们告诉我，康生那里的情况相当特殊，各机关干部意见分歧严重。土改工作团的名声在外，人尽皆知。他们指出，到处都有打人、挖掘地财的现象，尤其是挖掘祖坟的行为尤为严重。康生当时担任中央土改团的团长、政治局委员以及长期的社会部长，因此无人敢得罪他。在这里居住的不仅有康生和他的团队，还有后方工作委员会的成员，以及叶剑英、杨尚昆等人，这些情况他们都是知道的，并且对此感到不满，但都不敢发声，担心被扣上右倾的帽子。办公厅行政处的几位同志建议我见一见吴老，并向康生反映情况。说实话，我也感到害怕。我表示，吴老年事已高，这么晚了，七八点钟可能已经休息了，还是让他好好休息吧。我知道，吴玉章的话可能不起作用，康生也不会听取我的意见。我本想亲自去说，但恐怕也不会有什么效果。
抵达郝家坡后，我便加入了会议。我确实是在旁听，聆听晋绥分局举办的土改工作会议。此次会议要求各区域汇报土改工作团的进展情况。尽管晋绥地区地域有限，经济亦较为贫困，但地委的数量却高达八个。与会者包括晋绥分局的书记李井泉，以及数位部长和几位参与试点的县委书记。此时，陈伯达已离开，未能与会，因刘少奇需前往西柏坡设立中央工委，途经此地时，便将陈伯达一同带走。陈伯达亦带走了田家英，因此，他们的小组实际上已被撤销。保德小组的廖鲁言出席了会议，于光远亦在场。然而，由于于光远的手指严重化脓，他正在兴县接受治疗，自始至终未能与会。因此，康生所带领的工作团仅有两人参加，而我则作为旁听者。
此次会议，尽管名义上由李井泉担任主持，实则主导权掌握在康生手中。那么，究竟发生了何种问题呢？康生提出了一项颇具局限性的规定：仅以满足贫苦雇农的需求为出发点。鉴于当时普遍的贫困状况，农村各地均陷入困境，因此康生主张在贫困之中寻求对策，即便是对于不应被没收的财产也加以没收，以此来实现对贫苦雇农的支持。在整个会议过程中，康生领导下的讨论，均紧紧围绕着他讲话的精神展开，着重强调动员群众，推动斗争。会议要求对地主进行彻底的斗争，务必将其彻底打倒。此外，康生还引用了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然而，这篇报告在现今已被全面修订。
在晋西北地区，康生推行了哪些措施？首先，他赞同并推广了“化形地主”的概念。所谓“化形地主”，指的是那些表面上看似贫困的家庭，实际上却在隐藏财富。这一做法导致了对许多人的家庭背景进行了三代追溯。只要祖辈曾是地主，即便到了第三代，仍被视为地主，被称作“破落地主”或“化形地主”。其次，他提倡挖掘土地，搜寻所谓的“地财”。由于农村贫困，分配的物资有限，于是开始挖掘土地，声称元宝、银元等贵重物品都埋藏在地下，导致各地纷纷挖掘。一般而言，老实的农民即便生活贫困，也不愿参与这种违背良心的行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厚葬习俗盛行，稍微富裕的家庭会使用银器、元宝等陪葬品。然而，晋西北地区金器较少。在临县，挖掘坟墓的现象相当普遍。试点村庄中的许多地方都在挖掘坟墓，这种错误行为已经无法控制，严重破坏了社会道德和良心。这种事情，又有谁愿意去做呢？只有那些缺乏道德标准的地痞流氓才会参与。最后，郝家坡也发生了人员伤亡，尤其是妇女遭受了吊打。这是因为要追查家中财宝埋藏的位置。据我所知，郝家坡有二三人自杀。
康生在会议中并未提及此类事宜，也未公开发表相关主张。然而，他的言辞间透露出对这些问题的态度差异。与会者期待他能对这些问题给出明确的态度。毕竟，在他亲自尝试的领域发生了悲剧，作为政治局的一员，他理应有所表态。然而，他却未对此进行任何批评。
“这样的东西会误人子弟，赶紧将其销毁。”这实际上意味着该文件被废弃，不再适原来晋绥分局土地改革的时候，有个内部划分阶级的文件。这个文件是懂一些马列主义，懂一些政治经济学的人做的，原则上是比较正确的。地主主要是收租，没有剥削关系，怎么叫地主?所以。基本标准是对的。但是，在郝家坡会上，最严重的是，康生把晋绥分局的这个内部文件否定了。因为拿这个标准看，很多人不够地主。康生在会上说，用。
我们在朔县采取的措施，与他在临县所强调的截然不同，具体做法亦大相径庭。然而，当我单独进行汇报时，康生却能虚心听取。若他对我所陈之事置若罔闻，转而对我进行打压，指责我右倾，那我的处境便岌岌可危。这一事件充分表明，他并非愚钝之辈，内心洞若观火。在我阐述观点之际，他并未提出异议，甚至在汇报过程中，他至少沉默了一个小时。
在这场汇报中，主动开口的是他。关于此事，我素未对外提及。毕竟，一旦道出，旁人难免会怀疑我是在夸大其词，声称康生非凡。然而，那日的情形却是如此。汇报于当晚十一点钟启动，是凌云在白天提前告知我的。但康生坚持要求我进行单独汇报。在汇报过程中，他首先向我详细介绍了他所在单位的工作情况，让我感到既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无奈之下，鉴于对方身份之尊贵，我只能耐心听完再行汇报。
我的言辞显得颇为艰涩，我携带了三份土样和一袋糠制的窝头，用旧报纸包裹着。其中一份是沙土，我指出它占全村土地的九成以上，然而分配给村民十几至二十亩时，他们却不予理会。第二份土样则是重沙土，含有部分非沙成分，占据全村约六七成。这样一来，已有九成多。第三份是沙土与壤土各半的混合土壤，仅在全村中占有大约百分之一二的比例。种植作物，唯有在这样的土地上才能收获，而且还需要充足的肥料和井水。在北方，用水井之水浇灌农田，这在南方人看来难以想象，因为南方水源充沛。而北方则有甜水井与苦水井之别。我所在的村庄——前柳村，就有两口水井，一甜一苦。在北方，水质清甜无异味的水井被称为甜水井，而苦水井则含有盐碱、硝或苦味，这些水只适合日常饮用，不适宜灌溉庄稼。在北方，能打出甜水井，被视为天赐之福。在好的地方，有井水灌溉，一亩地能收获几百甚至上千斤。我在汇报时提到，我们不仅分配了土地，还了解了群众的意见，但他们大多没有兴趣，因为原本拥有较好土地的中农，一旦换得沙土，实际上并未获利。我还向康生展示了那袋糠窝头。康生问这是否是百姓的食物，我回答说是县委和我在县委时食用的。因此，当地对于土地分配并不热衷（朔县是新解放区）。我深知康生的精明，对于从事保卫工作的人来说，首先要做到的就是精明。如果没有携带实物，仅凭我的身份，我能说些什么呢？这次汇报，康生听得很仔细，或许觉得我这个年轻人竟能如此汇报。若不加思考地乱说，也无法解决问题。因此，那天晚上他没有对我采取任何措施。或许，从那晚起，他对我有了新的认识，认为我不是随口胡言的人。总的来说，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那天我汇报情况说，我们那个村没有地主，只有两个“富农”，并且讲了详细情况。他们是富裕，但是不够富农条件，因为他们根本上是自己劳动。他说，“你这书呆子。”仅用“书呆子”这一称号来讽刺我，就已非同寻常，他并未指责我为“反革命”、“反党”或站在地主立场，只是让我被“扫地出门”，以满足贫雇农的期望。此事反映出他的言行并不一致。尽管他了解到实际情况，却依然坚持极端的“左”倾做法。至于原因，现在无法一一细说。他不过是背后一套，表面一套。表面上的做法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追求个人升迁。
康生并未因我在晋西北土改中所汇报的情况，以及我所采取的措施与他存在差异，便将我视为反动派。解放初期，我计划前往青岛治疗关节炎，途经济南，便前往山东分局组织部报到。当时，他的夫人曹轶欧大姐担任组织部长一职。抵达后，康生邀请我留下几日。他带我至他的私人办公室，向我展示了他精心刻制的各式图章。他还特意拿出济南国民党总司令王耀武的图章，并亲自为我示范盖章。我深知，他此举意在表明，他认为我并非一个毫无主见之人，尽管我比他年轻十余岁。
他感慨道，尽管在济南逗留已久，却尚未踏足大明湖。恰逢下周日，我打算前往，希望你能陪我同行。次日，我们夫妇、凌云（时任济南市公安局长）、我，租了一条游船，在大明湖上畅游。不仅如此，他还引领我们上岸，参观了王耀武逃亡时留下的那个洞口。大明湖的部分区域被厚墙所围。尽管我们身份悬殊，一个是普通党员，另一个则是政治局委员，但他对我的接待格外周到。他先前并不认识我，而我在晋西北的汇报内容与他所熟知的不同，那他为何当时没有将我视为敌人呢？这表明他的内心与外在表现不尽相同，我早已有所察觉。
一九六〇1958年六月，我抵达上海辞海编辑所。此次通知是在同一年，我所在单位的领导王子野因单位有编撰《蒋介石全集》的任务，要求我参与注释工作而延后。1979年我重返北京时，曾拜访了王子野。他告诉我，在我离开后，他遇到了康生。康生询问我的近况，我回答说他去了上海辞海。康生不解地问：“你们为何不通知我一声？”王子野对此解释道，康生这么说，他也不甚理解，告诉中宣部已经足够，为何还必须告知他本人？王子野表示，既然你已经离开了，那就这样吧。他提及此事，并非意图对你不利。当时他提到，让你从事资料整理工作也无妨，即摘录马列的相关观点，为写作组撰写反修批判文章提供素材。看样子这仅是指这项工作。因为你背负着‘帽子’，无法加入写作组，但写作组确实需要资料，而你能够提供。这样的写作组并无任何机密性，只是进行空洞的对抗，因此让你协助，并不奇怪。他说你离开是好事，否则可能会带来麻烦。
我提出这些观点，旨在揭示一个事实：康生，他看似凶狠的外表下，实则内心有着清晰的算计——他必须维持极端“左”倾、打击一切的形象才能攀升地位。然而，在暗地里，他也渴望了解某些真相。那些敢于向他真实反映情况的人，并不会因此遭受不测。与康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张闻天，他带有一丝书生气息，堪称真正的君子。康生则没有这种书生气，他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甚至超越了张闻天，但他一生深藏不露，从不显露自己的才华，从未创作过一首诗或一幅画。原因何在？在党内，谁敢展示自己的才华？诗歌，谁能超越神灵？若你的作品超越了神，又有谁敢公之于众？历史上莫不如此。一个帝王若自诩诗艺、书法高超，又有哪个臣子敢展示？例如，隋炀帝就有因一首诗中的一句“空梁落燕泥”而将著名大臣薛道衡处死的典故。薛道衡是当时有才华的大臣。自此，后世的大臣们皆明白，若皇帝通晓诗词歌赋，臣子们唯有装傻。皇帝若喜好书法，臣子书写时便得故意潦草。皇帝若擅长作诗，臣子作诗时则需表现出自己的诗作连厕纸都不如。若你的作品超越了皇帝，那你的生命也将岌岌可危。历史上的帝王中，或许只有曹操与唐太宗相对开明，他们允许臣子展示艺术才华。而在这两位中，曹操的开明程度甚至超过了唐太宗。
康生此人身怀多艺，其造诣之深，已达令人瞠目结舌之境。凡是对文学艺术有深刻理解者，往往怀有高雅的志向，然而他却偏爱陷害他人，常常如“瓜蔓抄”一般牵连无辜。这种行径与其才情之间形成的鲜明对比，实在令人不胜唏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