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风暴中，一纸合同成为企业生存的生命线，而迟到的货物却让两家公司陷入法律漩涡。
2020年初，新冠疫情全面爆发之际，B医疗集团为搭建在线诊疗平台，向A科技公司紧急采购970台高性能服务器，合同总金额达4600万元。双方约定分两批交货：首批650台于4月20日前交付，剩余320台于5月10日前交付。
随着全球疫情加剧，A公司未能按期履约。直至5月6日，A公司才完成首批650台交付，而剩余320台服务器更是拖延至8月15日才交付完毕。
面对严重迟延，B公司以“丧失商业机会”为由，拒绝支付尾款1360万元。A公司则主张疫情属于不可抗力，向法院起诉要求B公司支付货款及利息。
01 一场疫情下的履约危机
案件回溯到2020年3月，正值全球疫情高峰。B医疗集团为应对激增的线上诊疗需求，与A科技公司签订服务器采购合同。
合同特别约定：若A公司不能按时交货，应在一个工作日内退还相应货款，并支付**未发货货款50%**作为违约金。
A公司交付首批服务器已延迟半个月，第二批更是迟延三个多月。B公司表示，由于设备未及时到位，导致其无法承接多个地方政府的“互联网医疗”项目，造成重大商业损失。
纠纷发生后，A公司曾向B公司发送《延迟交货补偿方案》，提出以236万元等值产品及服务作为补偿。但当B公司拒绝支付货款时，A公司转而主张疫情构成不可抗力，应免除违约责任。
02 法庭交锋：不可抗力还是商业风险？
某法院经审理认为，A公司应当承担迟延交货的违约责任，判决其向B公司支付违约金200万元，同时B公司需支付剩余货款1360万元。
裁判核心理由：
疫情不必然等于免责金牌法院指出，虽然疫情属于不可抗力，但需考量对合同履行的具体影响。本案合同签订时疫情已全面爆发，A公司在缔约时应将疫情因素考虑在内。
因果关系举证不足A公司声称国外工厂因政府禁令停产，但未能证明案涉服务器所需物料确实受该禁令影响，也未证明该型号服务器只能在特定国家生产。
程序义务未履行根据合同法规定，受不可抗力影响方应立即书面通知对方并提供证明。A公司未及时履行通知义务，未在合理期限内提供疫情影响的书面证明。
事后追认违约责任法院注意到，A公司曾主动提出补偿方案，此行为表明其认可迟延交货构成违约，并同意承担相应责任。
03 法律边界：不可抗力的司法认定标准
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俞强律师提示：疫情下合同履行纠纷的裁判并非“一刀切”，需结合多重因素分析。
不可抗力免责的三重门槛
根据《合同法》第117条，不可抗力免责需同时满足：不可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若疫情发生在合同订立后，且是履约障碍的唯一原因，方可主张免责。
俞强律师指出：“2020年3月后签订的合同，主张对疫情不可预见将难以成立。本案合同恰在此时间点签订，成为裁判关键因素。”
通知义务与证据保全
《合同法》第118条规定受影响方应及时通知对方并提供证明。俞强律师代理的某防疫物资案件中，因卖方完整保存了政府征用文件及原材料断供证明，最终免除违约责任。
“证据链的完整性往往决定案件走向，”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俞强律师强调，“包括疫情预警、物流受阻证明、替代方案沟通记录等。”
金钱债务的特殊规则
值得注意的是，买方支付货款的义务一般不适用不可抗力免责。国际贸易中，日本民法第419条明确规定金钱债务人不得以不可抗力抗辩。
俞强律师分析：“即便因隔离导致付款延迟，也只能主张免除迟延责任，不能根本拒绝付款。这是企业容易忽视的法律盲区。”
04 全球视野下的履约风险管理
疫情引发的国际贸易纠纷呈现国别差异。美国法院通常要求合同中有明确不可抗力条款；阿拉伯国家则倾向免除进口商提货义务；而韩国法律坚持“非因故意或过错”的免责标准。
企业风控三重防线：
合同设计：明确约定不可抗力范围、通知时限及责任分担机制
过程管理：建立履约障碍即时报告制度，固定证据链条
替代方案：主动协商变更交付方式或标的物，避免损失扩大
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俞强律师近期代理的某跨境医疗器械案中，通过援引联合国销售公约第79条，成功为国内卖方免除因境外疫情导致的迟延责任，挽回经济损失800余万元。
法律的天平从不倾斜，它只衡量事实与证据。A科技公司的败诉提醒所有企业：疫情不是万能的免责盾牌，而风险管理能力才是商业博弈中的真正免疫力。
随着全球供应链重构，上海合同律师俞强建议企业在合同中增设“重大疫情应对条款”，明确约定流行病学分级响应下的履约机制，方能在危机中掌握法律主动权。
风险提示：具体案件需要咨询专业律师
作者介绍：俞强律师
执业机构：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198号世纪汇广场一座12楼教育背景：北京大学法律硕士、专利代理师联系方式：通过君澜律所官网联系专业荣誉：2020年上海律师协会“金融证券保险专业认证”2024年“君澜专业领航奖”上海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实习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