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马丁·雅克，中国人并不陌生。
这位英国学者用大半生研究中国，从1990年代起几乎把中国当作第二故乡。
他1945年生于考文垂——一座战后遍布工厂的工业城市。
早年在剑桥攻读经济学，后转向政治经济学，曾加入英国共产党，担任过左翼杂志编辑。
真正让他在全球公共话语中站稳脚跟的，是2009年出版的《当中国统治世界：西方世界的终结与新全球秩序的诞生》。
这本书被译成数十种语言，在西方引发激烈争论，在中国则被反复引用、误读、再诠释。
他多次赴华，在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任访问教授，频繁在《环球时报》等中文媒体发声。
2024年，80岁的他现身上海论坛；2025年9月，仍在撰文分析中国五年规划的制度韧性。
他没有退休的打算，也无需退休——他的战场就在文明认知的前线。
西方主流舆论常断言“中国人没有信仰”，依据是盖洛普民调：中国自称无神论者超六成。
马丁·雅克直接否定这一判断。
中国人当然有信仰，只是这信仰不依赖教堂、经文或神启。
它存在于清明扫墓的纸灰中，刻在家谱的墨迹里，融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日常实践。
这不是比喻，是事实。
中国信仰的根基，从西周就已奠定。
周公制礼作乐，核心是“以德配天”——天命非靠祈祷获得，而靠德行匹配。
孔子讲“仁”，孟子言“性善”，荀子倡“人定胜天”，皆非神谕，而是人对人、社会与宇宙的理性推演。
中国人不信“原罪”，不信人天生需救赎；相反，他们信“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
信仰不是等来的，是修出来的，是做出来的。
这种逻辑，与西方“人有罪，需神救”的宗教框架，根本不在同一轨道。
马丁·雅克在2018年北京一场研讨会上直言：“全世界就分两类——中国，和外国。”
这话刺耳，却是他数十年研究的结晶。
外国人，尤其西方人，学不会中国这套信仰逻辑。
为什么？文明根基不同。
西方文明自古希腊、希伯来传统而来，核心命题始终是人与神的关系：人是否服从神？神是否干预人间？两千年争论未休。
而中国文明，从甲骨文时代起，“孝”字就是上“老”下“子”——代际传承本身就是信仰载体。
祖先不是神，但敬祖即敬德，即认同一套价值体系。
清明扫墓，不是求保佑升官发财，而是确认“我是谁、从哪来、往哪去”。
这种信仰，不靠奇迹，不靠启示，靠血脉与记忆的延续。
它更嵌入制度结构。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非思想专制，而是将“德治”确立为国家治理的底层逻辑。
唐代开科举，寒门子弟凭学问入仕，背后是“有教无类”“学而优则仕”的信念。
礼法并重——礼引导道德，法守住底线，共同维系秩序。
这种设计，建立在“人可教、德可修、秩序可建”的前提上。
西方则不同：中世纪教权与王权缠斗数百年，近代又冒出商人阶层、市民社会制衡国家，国家从未成为唯一权威中心。
而中国自秦汉起，国家就是文明的守护者与传承者。
人民对国家的敬畏，不是出于恐惧，而是认同——国家代表文明共同体，非单纯统治机器。
马丁·雅克强调：中国不是民族国家，是文明国家。
美国建国仅两百余年，靠宪法与移民融合；印度宗教、语言、种姓复杂，难以形成统一身份。
中国却有92%人口自认汉族，共享文字、历史、伦理与节日体系。
这种高度文化同一性，使中国即便经历战乱分裂，仍能一次次重新统一。
为何？因为人们心里认的是同一个文明谱系。
福建宗祠、山西家谱、曲阜祭孔，文化认同比护照国籍更深刻。
这种“文明国家”属性，注定中国无法照搬西方政治制度——不是不愿，是土壤不生。
中国人的信仰，是“做”出来的，不是“信”出来的。
西方遇旱，或去教堂祈雨；中国人拜龙王虽有，但更关键的是修水利、挖沟渠、观节气。
大禹治水，三过家门不入，靠的是“公天下”责任感，非等神迹。
诺亚方舟能救一家，大禹要救天下人。
这种精神延续至今。
脱贫攻坚不是发救济粮了事，而是派数十万干部驻村，修路、通电、建产业，把“人能改变命运”当作行动纲领。
信仰不飘在天上，就踩在地上。
马丁·雅克反复指出：西方最大误判，是以为中国富强后自然“西化”。
他们相信经济自由必致政治自由，市场开放终将制度趋同。
但雅克说，这是用西方眼镜看中国。
中国有两千年中央集权传统，国家能力极强，无教会、贵族、商人集团长期制衡中央。
人民对国家的信任，不基于选举，而基于国家能否提供秩序、发展与尊严。
新冠疫情期间，西方争论戴口罩时，中国已靠强大组织动员控制疫情。
这不是“威权高效”能简单解释，而是深层文化逻辑的体现：危机来临时，中国人第一反应是“国家会管”，而非“我要维权”。
中国现代化路径，从来不是西方模仿。
从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中国始终在找自己的路。
“中国式现代化”核心，是既要发展，又要保持文明主体性。
马丁·雅克认为，这正是西方最难理解之处。
他们习惯“现代化=西方化”，见中国用五年规划推产业升级、以国企主导关键领域，便斥为“不市场”“不自由”。
但他们没看到，这种安排背后，是对“国家作为发展引擎”的坚定信念——从管仲“仓廪实而知礼节”就开始了，非今日突发奇想。
中国的无神论传统，与马克思主义扎根，有惊人契合。
很多人视共产主义为“外来货”，但细看，春秋战国以来，中国思想就偏唯物与实践。
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王充“疾虚妄”，张载“为天地立心”，皆强调人主动作为，非依赖神灵。
《共产党宣言》传入中国，“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极易与“天下为公”“大同社会”对接。
今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面是政治制度，深层是文化逻辑的现代延续——强调集体奋斗、历史规律、实践出真知。
这不是巧合，是文明基因的自然表达。
马丁·雅克在TED演讲中质问：“西方到底如何理解中国崛起？”
他答：别用19世纪帝国逻辑或20世纪冷战框架。
中国不是要取代美国当“新霸主”，而是按自身文明逻辑存在。
未来全球秩序，非单极，非简单多极，而是“文明多元共治”。
中国输出高铁、5G、新能源，更深层输出一种“发展观”——发展非为消费，而为人的全面发展；秩序非靠武力，而靠互利共赢构建。
这对习惯“赢者通吃”的西方，确实陌生。
他在斯坦福对话中指出，美国误判中国，根源在于视其为“放大的苏联”或“威权资本主义”，忽略文明连续性。
苏联是断裂的，革命推翻旧制；中国是延续的，改革在传统基础上创新。
今日“共同富裕”“生态文明”“人类命运共同体”，哪个不是从“不患寡而患不均”“道法自然”“天下大同”长出的新芽？
西方总用“民主vs专制”贴标签，中国根本不认——我们讲“良政善治”，讲“民心所向”，讲“历史正确”。
中国信仰的现实感，令西方学者震撼。
他们的信仰在教堂、在内心；中国信仰就在日常生活。
春节回家非宗教仪式，但团圆饭的孝道、红包的祝福、祭祖的肃穆，皆是信仰体现。
孩子背《弟子规》，老人打太极，社区调解讲“和为贵”，非官方强制，是文化自觉。
信仰不靠教义维系，靠生活实践重复。
所以它“接地气”，也“抗压”——社会再变，家庭、教育、节日在，价值体系就不崩。
有人质疑：年轻人还信这些吗？
刷短视频、追星、躺平，似与传统渐远。
但换个角度，年轻人嘴上“佛系”，行动拼命内卷；一边喊“躺平”，一边报班考证。
矛盾背后，是“奋斗改变命运”的信念仍在起作用。
他们不信神，但信“努力会有回报”；不拜佛，但信“知识改变命运”。
这种世俗化信仰，恰是中国文明韧性的体现——形式可变，内核不变。
马丁·雅克在中国获共鸣，非因“夸中国”，而是他看懂了文明底层逻辑。
他不把中国当“需改造对象”，而视为有自身发展规律的文明体。
这种视角，在西方极其稀缺。
多数西方学者，要么浪漫化，要么妖魔化，少有人如他，既指问题，又承独特。
中国信仰，从来非排他。
儒释道三教合一，非谁吃掉谁，而是互补。
儒家教做人，道家教处世，佛家教安心。
这种包容性，使中国能吸收外来思想不失本色。
佛教自印度来，终成禅宗；马克思主义自欧洲来，终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关键在于，中国人始终掌握“解释权”——非照单全收，而是“拿来主义”，为我所用。
回看马丁·雅克二十多年前判断，许多正成现实。
西方霸权确在相对衰落，中国不仅经济持续增长，更在全球治理、气候变化、数字经济等领域提出方案。
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意识到，现代化不必走西方之路。
埃塞俄比亚建工业园，越南学五年规划，印尼推高铁合作，背后是对中国模式的兴趣。
吸引力不只是技术资本，更是“另一种可能”的示范。
马丁·雅克也提醒：中国不能因被误解就封闭。
文明对话需双向。
西方需理解中国，中国也需解释自己。
但解释非迎合，而是清晰表达逻辑。
当西方说“中国不民主”，可反问：若民主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那么让八亿人脱贫、全民医保覆盖、高铁通县城的制度，算不算民主？
这种对话，需耐心，更需自信。
中国人信仰，自带“低调底气”。
不搞传教，不输出价值观，但生活方式、治理模式、发展理念正被世界观察、研究甚至模仿。
影响力非靠口号，靠实打实成绩。
正如老话：“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马丁·雅克说，中国信仰外国人学不来。
非因神秘，因太日常。
它不在云端，就在你给父母打电话的语气里，在加班做项目的坚持里，在见国旗升起时的那点自豪里。
这种信仰，不需要教堂，不需要经文，只需一代代人把“做好自己、顾好家庭、建设国家”当成理所当然。
西方还在争论“人能不能没有神”，中国人早用行动回答：人可以没有神，但不能没有责任；可以不信天堂，但必须信人间值得。
这种信仰，不靠奇迹维系，靠日复一日践行。
所以它不炫目，但牢靠；不激情，但持久。
马丁·雅克看中的，正是这种“静水流深”的力量。
它不声张，却穿越千年风雨；不张扬，却让文明生生不息。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这种扎根现实、着眼行动的信仰，或许比任何宏大叙事都更值得被看见。
当然，也有人觉得雅克太理想化，忽略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与内部张力。
确实，今日中国，既有传统坚守，也有现代迷茫；既有集体信念，也有个体焦虑。
但正是这种张力，让文明保持活力。
信仰非铁板一块，而在碰撞中更新。
如黄河，九曲十八弯，始终向东流。
马丁·雅克研究之所以重要，是他提供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
在此视角下，中国非“例外”，而是“另一种常态”。
理解这点，才能真看懂中国，也看清未来世界多元图景。
中国人自己，也该重新认识信仰。
它非博物馆古董，而是活在当下的力量。
抱怨社会浮躁时，不妨想想“慎独”“克己”；面对国际误解时，不妨讲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种信仰，无需复兴，因从未断绝；只需被看见，被讲述，被继续践行。
马丁·雅克说，西方理解中国崛起的最大障碍，是想象力匮乏。
他们想象不出非西方模式的成功。
但历史已证明，文明道路从来不止一条。
中国走的这条路，或许不能复制，但绝对值得尊重。
而尊重的前提，是理解——理解那套藏在日常背后的信仰逻辑，理解那种“靠做不靠求”的文明韧性。
2025年秋，世界依然动荡。
美国大选临近，特朗普与拜登旧账未清，全球供应链重组，气候危机紧迫。
此时，中国强调稳定、规划、集体行动的逻辑，或许会显得越来越重要。
不是因它完美，而是因它提供不同应对方式。
马丁·雅克老了，但他点燃的关于中国文明的讨论，才刚开始。
而中国人自己的信仰故事，也还在继续书写——不在经书里，而在每一个普通人的选择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