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结婚的事能不能再等等？我的店才刚有点起色。”我试图做最后的挣扎。
“等？你都二十八了，再等就成老光棍了！”母亲的声音尖锐得像要划破空气。
为了逃离这场无休止的逼迫，我背起行囊，奔赴万里之外的戈壁。
我以为那是自由的开始，直到在黄沙漫天的兵团，那个穿着制服的女人出现在我面前。
她看着我，嘴角微微勾起：“顾远，你逃不过我的手掌心。”
01
1993年的春天，海风带着咸湿的气息吹过青岛的大街小巷。
我的“远大电子维修店”就开在一条老街的拐角，门脸不大，也就二十来平，里面却塞满了我的全部心血。
那个年代，VCD、录像机、双卡录音机还有“小霸王”学习机，都是时髦的宝贝疙瘩。谁家的电器坏了，都得往我这儿送。
我喜欢那种感觉，戴着放大镜，手持烙铁，在一堆复杂的电路板里找到症结，看着一缕青烟升起，一个坏掉的机器在我手里重获新生。
每当看到顾客，尤其是那些攒了很久钱才买上电器的工薪阶层，在我修好他们的宝贝后露出那种失而复得的笑容时，我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感。这小小的维修店，就是我的江山，我梦想的起点。我计划着再过两年，攒够了本钱，就去南方的电子市场闯一闯，把小维修店变成一个真正的电子公司。
可我妈孙秀莲不这么想。在她眼里，我这个二十八岁的儿子，干的是“不务正业”的活儿。她觉得我整天跟一堆破铜烂铁打交道，浑身一股松香水味，既不稳定，也说出去不好听，更重要的是，耽误了她心中最重要的头等大事——给我娶媳妇。
“顾远，你看看你这屋里，乱得跟鸡窝一样！成天跟这些玩意儿打交道，能给你变出个媳妇来？”
那天下午，我正聚精会神地给一台进口的夏普录音机更换磁头，我妈孙秀莲又提着一个装满自家种的蔬菜的篮子，一阵风似的进了我的店。她把篮子重重地放在柜台上，那双布满老茧、被岁月和农活打磨得粗糙无比的手，嫌弃地掸了掸凳子上的灰尘才坐下。
我无奈地放下手里的活，摘下放大镜：“妈，您怎么又来了？天这么热，来回跑多累。”
“我再不来，你就要打一辈子光棍了！”她瞪着我，声音不大，但穿透力极强，“你爸走得早，我一个人把你拉扯大，容易吗？我图什么？不就图你早点成家立业，我好抱上孙子，到了地底下也好跟你爸有个交代！”
这套说辞，我已经听了不下几百遍，耳朵都快起茧了。从我大学毕业那年开始，她就念叨，现在我二十八了，她的念叨也升级成了行动。
“跟你说个正事，”她清了清嗓子，身体微微前倾，脸上带着一丝神秘和得意，“我托你张婶给说了个姑娘，在银行上班，叫柳静。今年二十五，长得白白净净，父母都是中学老师，那家教，绝对没得说。”
我心里“咯噔”一下，最怕的事情还是来了。我一边用酒精擦拭着零件，一边假装漫不经心地说：“妈，我的事您就别操心了，我现在忙事业，没空想这些。”
“事业？事业能当饭吃吗？”她嗓门一下子高了起来，指着我满屋子的零件，“就你这小破店，风里来雨里去，说不定哪天就干不下去了！人家姑娘在银行，那是铁饭碗！你娶了她，以后想办法让她把你弄进去，那才叫一辈子的安稳！”
我手里的镊子“啪”的一声掉在桌上。我抬起头，认真地看着她：“妈，我喜欢现在做的事，我不想进什么单位，不想过那种一眼望到头的生活。”
“你懂什么！”她气得脸都涨红了，“我这都是为你好！我跟你说，这事就这么定了！人家那边我都跟张婶通过气了，姑娘照片我也看了，就等你点头。下周末，你必须给我去见一面！”
那股不容置疑的强势，像一张大网，让我喘不过气来。我看着她那张写满执拗和期盼的脸，我知道，任何反抗都是徒劳的。
相亲的地点定在一家新开的茶馆，环境很雅致。我为了表示尊重，特意翻出了压在箱底好几年的西装，头发也抹了点摩丝，梳得锃亮。
柳静确实像我妈说的那样，模样清秀，穿着一身得体的连衣裙，举手投足间都带着一种城市女孩特有的矜持和文雅。她小口地抿着茶，客气地笑着，先开口了。
“顾先生，听张婶说，你自己开了家店？”她的声音很轻柔。
“嗯，一家电子维修店，小本生意。”我有些拘谨地回答。
她点了点头，搅动着杯里的龙井茶叶，慢悠悠地说：“自己做生意也挺好的，自由。不过，风险也大。我爸妈总说，现在这社会，还是稳定最重要。我倒觉得，以你的技术，可以考虑考一下我们单位的技术岗，我们银行的电脑系统也需要人维护。进了体制内，福利待遇都有保障，多好。”
我端着茶杯的手僵在了半空中。我看着她，她脸上带着真诚的建议，眼神里是对未来的规划，那是一个安稳、妥帖、毫无波澜的未来。而我，向往的是充满未知和挑战的旷野。我们之间，隔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
那场相亲，在一种礼貌而尴尬的气氛中不欢而散。
回到家，我本想直接告诉母亲我们的不合适，没想到一进门，就看到好几个亲戚都在，我妈正满面红光地给他们分发喜糖。
“小远回来了！”我妈看见我，像看见一个得胜归来的将军，一把拉住我，“快，跟你大姨二舅说说，跟柳静聊得怎么样？”
我看着满屋子亲戚期待的目光，把那句“不合适”硬生生咽了回去，只是含糊地笑了笑。
等亲戚们都走了，我才沉着脸对我妈说：“妈，我们不合适，我们的想法完全不一样。”
我妈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冰霜。“有什么不合适的？人家姑娘哪里配不上你？工作好，长相好，家庭条件也好，是你高攀了人家！”
“不是配不配得上的问题，是……”
“别跟我说那些虚的！”她猛地一拍桌子，桌上的茶杯跳了一下，“想法能当饭吃吗？安稳日子不过，你非要去折腾？我已经跟所有亲戚都说了，年底就给你们办婚事！请柬我都去看好样式了！你现在跟我说不合适？你这是要让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让我在村里怎么做人？”
我们爆发了有史以来最激烈的一次争吵。她的话像刀子一样，句句戳在我心上。最后，她坐在椅子上，捂着脸开始哭，那压抑的、绝望的哭声，像一根根针，扎得我心疼。我看着她因为常年操劳而微微佝偻的背，看着她鬓角的白发，我心软了。
“妈，您别哭了，对身体不好。”我走过去，想扶她。
她一把抓住我的手，泪眼婆娑地看着我，眼神里带着我无法拒绝的恳求：“远儿，听妈一句劝，结了婚，安稳下来，你的人生才算完整。妈这辈子就指望你了。”
我无法回答，喉咙里像堵了一团棉花。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我从床底下拖出一个落满灰尘的旧木箱，那是我爸的遗物。我爸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因病去世了，我对他的印象很模糊。
箱子里，有他泛黄的照片，几枚军功章，还有一本蓝色封皮的日记本。我以前从未仔细看过。借着昏暗的台灯光，我翻开了那本日记。父亲清秀有力的字迹，一下子把我带回了那个遥远的年代。
“1958年8月15日。今天，我终于拿到了去新疆的介绍信。家里人全都反对，爹说我不孝，放着家里的几亩好地不要，非要去那鸟不拉屎的地方受苦。可我知道，如果不走出去，我这辈子都会后悔。广播里说，‘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感觉我的血都是热的。”
我一页一页地翻下去。日记里记录着父亲作为第一代垦荒队员，在戈壁滩上开荒、种地、修水渠的艰苦岁月。他写到过手上的血泡，写到过对家乡的思念，更多的是对未来的憧憬和战胜困难的豪情。
在日记的最后一页，是他因病返乡前写下的几句话：
“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未曾为梦想真正拼搏过。这片戈壁滩虽然苦，却给了我最宝贵的财富，它让我明白，人活着，不只是为了吃饱穿暖，更是为了创造，为了不辜负这个时代。只可惜，我的身体……没能坚持下去。”
合上日记，我的眼眶湿润了。原来，我的父亲也曾有过如此滚烫的梦想。后来，他为了家庭，为了我，放弃了那片他热爱的土地。而现在，我的母亲，正用同样的方式，以爱的名义，要我放弃我的梦想。
我不想重蹈覆辙。
婚期一天天临近，家里的气氛越来越压抑。我妈每天都在为婚礼忙碌着，脸上洋溢着一种即将完成毕生使命的光彩。她打给我的电话越来越频繁，内容从订酒席，到拍婚纱照，再到置办新房的家具。我每次都敷衍地应着，心中的焦虑和恐慌却像野草一样疯长，几乎要把我吞噬。
我必须逃走。这个念头，像一颗种子，在我心里疯狂地生根发芽。
02
一个周末的晚上，我借口盘点库存，没有回家。我一个人坐在空无一人的店里，对着一堆零件发呆。这时，店门被推开了，我大学时的好友郝东探进头来。
“嘿，顾大老板，这么晚还不关门？在数钱呢？”郝东是个包打听，消息灵通，在一家贸易公司跑业务，天南地北地跑。
“数什么钱，数烦恼呢。”我苦笑着，给他搬了张凳子。
我拿出一瓶青岛啤酒，跟他碰了一下，借着酒劲，把心里的苦水一股脑全倒了出来。郝东听完，咂了咂嘴，摇着头说：“你妈这也是好心，就是方式太老派了。不过这都九十年代了，还搞包办婚姻这一套，确实有点过分。”
他喝了一大口啤酒，忽然眼睛一亮，一拍大腿：“哎，有了！”
“有什么了？”我无精打采地问。
“你去当兵啊！”
“当兵？”我愣住了，“我都二十八了，超龄了吧？”
“不是去部队，是去新疆！”郝东压低了声音，神秘兮兮地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你知道吧？我前阵子跟个客户吃饭，听说的。他们现在正从内地招募有技术的青年去支援西部建设，搞农业现代化。签的是长期合同，至少一年起步。你不是会修电器吗？那边农场机械化，肯定缺你这种技术人才！”
我眼前一亮，心脏不争气地狂跳起来。去新疆？一个离家几千公里的地方，一个我妈的手再也伸不到的地方。这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避难所”。
“这……靠谱吗？”我的声音有些颤抖。
“绝对靠谱！我那客户就是兵团出来的，他说现在政策好，去了那边不仅有工资，干好了还有编制。你想想，你跟家里一说，是去支援国家建设，多光荣！等你一年半载回来，这婚事早黄了！”郝东越说越兴奋。
那个晚上，我和郝东聊了很久。他答应帮我打听具体的报名方式。我的心里，第一次照进了光。
两天后，郝东就给我带来了好消息，市里的劳动局就有一个报名点。我没有丝毫犹豫，当天就去填了表，凭借着我的技术背景，很顺利地通过了审核。入伍通知书寄到我店里的时候，我拿着那张薄薄的纸，手都在抖。
接下来，就是如何跟我妈交代了。我不敢说实话，只能编一个让她无法拒绝的谎言。
晚饭时，我装作不经意地提起：“妈，我店里最大的那个客户，就是上次我跟你说的那个南方老板，他看中我的技术了。”
我妈一听，立刻来了精神：“哦？怎么说？”
“他要在西部投资一个大项目，缺技术支持，点名让我过去帮忙。为期一年，那边管吃管住，工资开得比我开店挣得多好几倍。”我低着头扒饭，不敢看她的眼睛。
“去西部？去新疆？”我妈皱起了眉头，“那么远？那你的婚事怎么办？柳静那边……”
“等我回来再办。”我赶紧接话，“这也是为了咱们家好。我出去挣一年大钱，回来风风光光地办婚礼，不是更有面子吗？到时候，我一定好好准备。”
“工作”和“挣大钱”，这两个词是我妈的软肋。她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松了口：“那……也行。男儿志在四方，出去闯闯也好。你可得好好干，别给妈丢脸。”
临走的前一天晚上，我趁我妈睡着了，偷偷写了一封长信，藏在了她每天都要看的电视机底下。信里，我坦白了一切，我告诉她我不是去给老板打工，而是去追寻我自己的路，就像当年我爸一样。我请求她给我一年的时间，让我为自己活一次。
“妈，对不起，儿子不孝。请不要为我担心，我会定期给您打电话报平安。爱您的儿子，顾远。”
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亮，我背上一个简单的帆布包，里面只装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和父亲的那本日记，毅然决然地踏上了西行的绿皮火车。
火车启动的瞬间，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城市，我心里五味杂陈。有对未来的憧憬，有对母亲的愧疚，但更多的是一种挣脱束缚的轻松。
车厢里很拥挤，充满了各种味道。我好不容易找到了自己的座位，靠窗坐下。对面是一个跟我年纪相仿的年轻人，皮肤黝黑，看起来很结实。
他主动跟我搭话：“兄弟，也是去新疆的？”
“是啊。”
“去兵团？”
我点了点头。他咧嘴一笑，伸出手：“我叫魏斌，和你一样，也是去兵团报到的。你呢？”
“我叫顾远。”
异乡的旅途上，能遇到一个同路人，总能减少几分孤单。我们很快就聊开了。魏斌是农村出来的，家里兄弟多，出来是想闯出个名堂。
“顾远，你怎么想到去兵团的？看你这白白净净的样子，不像能吃苦的啊。”魏斌好奇地问。
“想换个环境，锻炼锻炼自己。”我含糊其辞。
魏斌也没追问，他压低了声音，神神秘秘地对我说：“我可听说了，咱们要去的那个团场，可不是个善茬。管事的是个女的，年纪不大，但手段特别狠，人送外号‘冰山团长’。听说去年去的一批人，被她训得哭爹喊娘，有一半都熬不住，提前申请回家了。”
“女领导？”这倒是让我有些意外。
“是啊，一个女的，能当上副团长，主管新人的训练和生产，能是简单角色吗？”魏斌咂咂嘴，“反正我是做好了脱层皮的准备了。兄弟，你可得挺住啊。”
我笑了笑，没太往心里去。再严厉，能有我妈逼婚严厉吗？对我来说，只要能离家够远，什么样的苦我都能吃。
火车哐当哐当，载着我的逃离计划，一路向西。窗外的景色从郁郁葱葱的平原，变成了黄土高坡，最后，地平线上只剩下无边无际的黄色。
这一年，不管会发生什么，都将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
03
从青岛到乌鲁木齐，绿皮火车摇晃了三天三夜。下了火车，我们又被塞进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在颠簸的公路上行驶了将近一天，才终于抵达了目的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七团。
卡车停下的时候，我跳下车，眼前的景象让我倒吸一口凉气。没有想象中的绿洲，只有一望无际的戈壁滩，灰黄色的沙土在狂风中卷起，打在脸上生疼。远处是几排低矮的平房，刷着白色的石灰，显得孤零零的。这里的一切，都和我想象中那个诗意的“边疆”相去甚远。
我们这批新来的几十个年轻人，被带到了一个空旷的操场上。一个皮肤黝黑、肩膀宽厚的老兵，是我们的连长。他目光锐利地扫过我们每一个人，扯着嗓子吼道：“从今天起，你们就不再是城里的少爷，也不是家里的宝贝疙瘩！你们是兵团战士！在这里，你们的过去一笔勾销！你们唯一的任务，就是服从命令，开垦这片土地！”
我和魏斌，还有几个路上认识的青年被分到了同一个班。有沉默寡言、眼神像鹰一样的本地青年巴图；有穿着一身名牌运动服、看起来家境优越的季扬；还有一个叫罗山的农村小伙，一脸憨厚，说是为了给家里挣钱。
我们的兵团生活，就从最基础的体力劳动开始了。没有技术培训，没有坐办公室，我们每天的任务就是拿起坎土曼和铁锹，去开垦新的荒地，修建引水的渠道。
九月的新疆，太阳依旧毒辣。一天下来，我感觉自己身上的水分都被烤干了。手上磨出的水泡破了，又磨出新的，钻心地疼。晚上回到宿舍，那是一间能睡十几人的大通铺，我累得倒在床上一动也不想动，浑身骨头都像是散了架。
“怎么样，顾远，后悔了没？”魏斌躺在对面的铺上，虽然也累得够呛，但还有力气开玩笑。
“还……行。”我嘴硬道，心里却已经开始打鼓。这里的生活，比我想象的要艰苦一百倍。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连洗个热水澡都是奢侈。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天黑了才收工，中间除了吃饭就是干活。
我开始怀疑，我为了逃避一个牢笼，是不是跳进了另一个更大的、更艰苦的牢笼。
一周后，连长通知我去连部接电话，说是我家里的。我心里一紧，知道该来的总会来。
拿起那部老式的黑色摇把电话，听筒里传来滋滋的电流声，接着是我妈带着哭腔的嘶吼：“顾远！你这个不孝子！你给我死到哪里去了！信我看到了！你说你去追寻你自己的路，你就是这么追寻的？柳家的亲事退了，人家说我们家骗婚！我的老脸都让你给丢尽了！你还回不回来？你要是不回来，我就当没生过你这个儿子！”
电话“啪”地一声被挂断了。我握着冰冷的话筒，呆呆地站在那里，心里像是被挖空了一块，愧疚和酸楚排山倒海般涌来。我以为逃离了，就能获得自由，却没想过这自由的代价，是让我最亲的人如此伤心。
就在我失魂落魄的时候，一个声音在我身后响起：“想家了？”
我回头一看，是连长。我赶紧站直身体，像个犯了错的孩子。
他摆了摆手，递给我一根烟。“别紧张。刚来的都这样。我当年从河南老家来的时候，比你还小，我妈在村口哭得差点晕过去。”他自己也点上一根，吐出一口烟圈，“可现在呢？我每次探亲回家，我妈都拉着我的手，骄傲地跟街坊邻居说，我儿子是兵团的干部，在新疆为国家做贡献。”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语气沉重而有力：“小伙子，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别往回看。好好干，干出个名堂来，比什么都强。在这里，汗水不会白流。”
连长的话，像一剂强心针。是啊，我已经没有退路了。如果我现在灰溜溜地回去，不仅要面对我妈的失望，更会成为所有人眼中的逃兵和笑话。
从那天起，我收起了所有的胡思乱想，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劳动中。干活的时候，我不再惜力，别人挖一锹，我就挖两锹。休息的时候，我就缠着巴图，向他请教怎么在这种干旱的土地上辨别水源，怎么省力气。我的手掌结了厚厚的茧，皮肤被晒得黝黑发亮，人也瘦了一圈，但眼神却变得越来越坚定。
战友们都看出了我的变化，魏斌打趣说：“顾远，你小子是受什么刺激了？跟打了鸡血一样。”
我只是笑了笑。我找到了我的方向——既然逃到了这里，就不能白来。
入团一个月后，团里要召开新成员集结大会，据说团里的主要领导都会出席。我们这些新兵蛋子都有些紧张和期待。
魏斌又开始念叨那个“冰山团长”：“今天总算能见到真人了，我倒要看看，是不是真有三头六臂。”
季扬也神秘兮兮地说：“我听老兵说，她以前是正规军里的精英，后来才转业到兵团的，军事素质过硬，所以才服众。”
我心不在焉地听着他们的议论，心里还在想着我妈。她已经半个多月没来电话了，不知道是气消了，还是对我彻底失望了。
天蒙蒙亮，我们就在大操场上集合完毕。秋天的戈壁，清晨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我们几十号人站得笔直，等待着领导的出现。
“立正！”随着连长一声令下，我们齐刷刷地挺直了腰板。
远处，几个穿着干部制服的身影向主席台走来。走在最前面的，是团长和政委，都是五十多岁的老兵团人。跟在他们身后的，是一个年轻的女性身影。她穿着一身合体的制服，身姿挺拔，步伐稳健，一头利落的短发，帽檐下的脸庞显得格外冷峻。
“全体都有！向首长问好！”
“首长好！”我们扯着嗓子大喊。
我的目光，也随着众人，投向了主席台上。当那个女干部走到台前，摘下军帽，露出那张清晰的面孔时，我的大脑“嗡”的一声，一片空白。血液仿佛在这一瞬间全部凝固，手脚冰凉。
是她。
凌霜。
我的大学同学，我曾经爱过，也深深伤过的人。
三年前，我们因为未来规划的分歧而分手。她希望我能跟她一起，考取公职或者参军，走一条她眼中“正确”而“有前途”的道路。而我，一门心思只想守着我的创业梦。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她选择了参军入伍，我们从此断了联系。
我怎么也想不到，命运会以这样一种荒诞的方式，让我们在几千公里外的戈壁滩上重逢。
她变了。记忆中那个爱笑、会跟我撒娇的女孩不见了。眼前的凌霜，眼神冷冽如冰，嘴角紧紧抿着，眉宇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她就是魏斌口中的那个“冰山团长”。
主席台上的领导依次讲了话，最后轮到她。
“我叫凌霜，本团副团长。从今天起，你们的生产任务和日常训练，由我全权负责。”她的声音清冷，没有一丝波澜，像戈壁上的寒风。
她的目光缓缓扫过台下每一个新兵的脸，当她的视线落在我身上时，我能清晰地感觉到，那目光停顿了零点五秒。我的心跳在那一刻几乎停止。
她认出我了。
但她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眼神依旧冰冷，仿佛我只是队伍中一个再普通不过的陌生面孔。她很快移开了视线，继续用她那不带任何感情的语调说道：“我不管你们以前是什么人，为什么来到这里。到了我的地盘，就要守我的规矩。在这里，只有两种人——合格的兵团战士，和被淘汰的废物。你们的过去毫无意义，我只看你们的表现和结果！”
她的开场白，让整个操场鸦雀无声，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我站在队伍里，手心里已经全是冷汗。
我逃离了一场逼婚，却一头撞进了前女友的管辖范围。这场逃离与追逐，原来才刚刚开始。
04
凌霜的讲话结束后，我们所有人的心都沉甸甸的。她宣布的新规矩，比之前连长说的还要严苛数倍，不仅增加了每天的劳动定额，还加入了军事化的体能训练项目。
从那天起，我的“好日子”算是彻底到头了。我成了凌霜的“重点关照对象”。
第一天的五公里越野，她就骑着一辆摩托车，不远不近地跟在我旁边。我的体力在新人里算中等，但很快就在高强度的奔跑中落在了后面。
“顾远！你的速度太慢了！拿出你修电器的劲头来！”她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带着毫不掩饰的嘲讽。
我咬着牙，不敢回头，只能拼命地加快脚步。汗水流进眼睛里，又涩又疼，肺部像火烧一样。
“腿抬高！步子迈开！你是在散步吗？”
“作为新兵里年纪最大的一个，你的体能就是这个水平？”
她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根鞭子，狠狠地抽在我的自尊心上。我不知道她是因为当年的旧怨在报复我，还是纯粹地看我不顺眼。我只能把所有的屈辱和不甘，都化作脚下的力量，机械地向前跑。
训练结束后，所有人都累瘫在地上，只有我被她点了名。
“顾远，出列！其他人解散！”
在所有战友同情的目光中，我拖着灌了铅的双腿，走到她面前。
“报告副团长，新兵顾远报到！”
她围着我走了一圈，眼神挑剔得像是在检查一件次品。“你的队列动作不标准，协调性太差。留下来，加练一个小时。”
“是！”我除了服从，别无选择。
于是，在空无一人的训练场上，我又做了两百个俯卧撑，三百个深蹲，直到月亮升起，我才被允许回去。
回到宿舍，魏斌递给我一个搪瓷缸子，里面是温热的盐水。“快喝点。这凌副团长到底跟你什么仇什么怨啊？下手也太狠了。”
我摇了摇头，苦笑道：“可能……看我长得比较欠揍吧。”
季扬躺在铺上，若有所思地说：“我怎么感觉，她好像认识你？她喊你名字的时候，跟喊别人不一样。”
“怎么可能。”我心里一惊，嘴上却强装镇定，“你想多了，我第一次见她。”
这样的“特殊关照”成了我的家常便饭。无论是开垦荒地挖渠道，还是在食堂吃饭，凌霜的目光总能像雷达一样精准地锁定我。
“顾远，你挖的这条渠线是弯的，重挖！”
“顾远，吃饭时间交头接耳，饭后去刷所有人的碗！”
“顾远，你的被子没叠成豆腐块，今天晚上不用睡了，对着标准样板练一晚上！”
她的严苛，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我成了整个新兵连队里最“出名”的人，大家都对我报以深切的同情，同时又对我敬而远之，生怕被我连累。
我心里憋着一股火。愤怒，不解，委屈，还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有几次，我试图在训练间隙找她，想跟她开诚布公地谈一谈。我想问她，为什么这么对我？我们之间，就算有过去，也已经过去了，何必用这种方式来折磨彼此？
但她从不给我任何机会。只要我一靠近，她立刻就会板起脸，用公事公办的口吻问我：“新兵顾远，有什么事？是想申请加练吗？”
我所有的话，都被她堵了回去。在她面前，我不是顾远，只是一个编号，一个需要被严格管教的新兵。
在这样高压的磨砺下，我反而被逼出了所有的潜力。为了不被她抓住把柄，我把所有事情都做到极致。挖渠，我用尺子量着挖，保证笔直；训练，我比别人多花一倍的时间，直到动作无可挑剔；内务，我的被子叠得比标兵的还方正。
一个月下来，我像换了一个人。原来那点因为养尊处优而生出的虚胖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结实的肌肉。我的体能成了新兵里的第一名，各项考核都是优秀。那些曾经同情我的战友，如今看我的眼神里，充满了敬佩。
“顾远，你小子真是个变态。”魏斌拍着我的肩膀，由衷地感叹，“这么折腾，你都挺过来了，还成了尖子。我现在有点佩服那个‘冰山团长’了，她这是用最狠的方式，把你这块铁给炼成钢了。”
我苦笑不语。只有我自己知道，支撑我熬下来的，除了不服输的劲头，还有心底里那点可笑的、不愿在她面前认输的固执。我不能让她看扁。当年我为了我的小店放弃了她，现在我不能再让她觉得，我是一个只会守着一亩三分地的懦夫。
随着天气越来越冷，团里的生产任务也进入了攻坚阶段。我们要赶在封冻之前，把新建的排灌站调试好，保证来年春耕的用水。排灌站的核心是一套从苏联进口的老旧抽水泵机组，电路复杂，图纸也早已丢失。团里的几个老机修工捣鼓了半天，也没能让它正常运转。
这正撞上了我的专业。连长知道我以前是干什么的，便把我推荐给了负责这个项目的凌霜。
当我背着工具包出现在排灌站时，凌霜正和几个技术员围着那台巨大的水泵争论着什么。她看到我，只是淡淡地瞥了一眼，对连长说：“让他试试吧。”那语气，仿佛是在说，死马当活马医。
我没有理会她的态度，直接投入到了工作中。我戴上手套，打开配电箱，一股陈旧的机油和灰尘味扑面而来。里面的线路老化严重，像一团乱麻。我静下心来，凭着大学里学的知识和这几年积累的实践经验，一点点地排查。
其他人早已失去了耐心，三三两两地散去休息了。只有凌霜，一直站在不远处，抱着手臂，默不作声地看着我。夜越来越深，戈壁上的风刮得像狼嚎，排灌站里只有一盏昏黄的灯泡亮着。
我完全沉浸在了自己的世界里。 tracing电路，测试电阻，更换老化的电容……这感觉，就像回到了我那间小小的维修店，只不过眼前的这个大家伙，比我修过的任何一台VCD都要复杂。
不知道过了多久，当我把最后一根接错的线路重新接好，合上电闸的瞬间，巨大的水泵发出低沉的轰鸣声，然后平稳地运转了起来。出水口，一股浑浊的水流喷涌而出！
成功了！
我累得一屁股坐在地上，浑身都是油污和汗水，脸上却露出了久违的笑容。那种攻克难题的成就感，冲淡了所有的疲惫。
站里剩下的几个技术员和老兵都欢呼起来，跑过来拍我的肩膀，一个劲地夸我“厉害”“有本事”。我笑着摆了摆手，准备收拾工具。
这时，我感觉到一道阴影笼罩在我身上。我抬起头，看到凌霜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走到了我的面前。她的脸上没有喜悦，也没有夸奖，眼神复杂得像一团化不开的浓雾。在昏黄的灯光下，我看不清她的表情。
所有人都识趣地离开了，偌大的排灌站里，只剩下我和她，以及那台轰鸣作响的水泵。
我以为她会像往常一样，挑剔我几句，或者至少公式化地表扬一下。她却一言不发，只是居高临下地看着我，看着我这张被油污和汗水弄得像花猫一样的脸。
时间仿佛静止了，空气中只剩下水泵的轰鸣和我们之间压抑的沉默。
然后，她缓缓地弯下腰，凑到我的耳边。她的头发擦过我的脸颊，带着一丝戈壁风沙的味道。
我甚至能感受到她温热的呼吸，我的心跳瞬间漏了一拍。
我以为她会说些什么，也许是一句迟来的肯定，也许是一句冰冷的警告。
但她没有。她只是保持着这个极近的距离，停顿了足足有五秒钟。
就在我几乎要窒息的时候，我看到她的嘴角，在昏暗的光线下，勾起一个极度复杂的弧度，像是在嘲讽，又像是在叹息。
紧接着，一句低沉、清晰、带着滚烫气息的话，像一把锥子，狠狠地刺进了我的耳朵里：“跑得再远，也还是我认识的那个不服输的顾远。但光有不服输，还不够。”
这句话，像一道闪电，瞬间劈开了她所有的冰冷伪装，也狠狠地击中了我的心脏。
我猛地抬起头，对上她的眼睛。
在那双我曾经无比熟悉的眼眸深处，我第一次看到了冰封之下，那汹涌的、我看不懂的暗流。
05
那一晚，我失眠了。凌霜的那句话，和她那个复杂的眼神，在我脑海里反复回放。什么叫“光有不服输，还不够”？她到底想说什么？这一个多月来她对我的种种刁难，难道背后另有深意？
第二天，我被通知，因为技术突出，我被从开荒队调到了团部的机电队，专门负责全团的农业机械和电路维修。我搬出了新兵连的大通铺，住进了机电队的双人宿舍。我的生活，似乎一下子从地狱回到了人间。
战友们都为我高兴，魏斌更是捶着我的胸口说：“你小子总算熬出头了！我就说凌副团长是识货的嘛！”
可我心里却更加困惑。如果她真的只是想磨砺我，那她的方式也太极端了。如果她是在报复我，那她又为什么要把我调到更重要的岗位上？
就在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一天深夜，宿舍的门被敲响了。我打开门，看到凌霜站在门外，她换下了制服，只穿着一件深色的外套，夜风吹动着她的短发。
“出来走走。”她没等我反应，就转身向外走去。
我跟在她身后，走出了营房。戈壁的夜空，没有一丝云，星星亮得惊人，仿佛伸手就能摘到。我们一前一后地走着，谁也没有说话，只有脚踩在沙砾上发出的沙沙声。
最后，她在一个沙丘上停了下来，坐下。我也在她身边坐下，我们之间隔着一臂的距离。
“还在怪我吗？”她忽然开口，声音在空旷的夜里显得有些飘忽。
我愣了一下，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她自顾自地说了下去：“当年在大学，你跟我提分手，说你要开一个自己的店，实现你的梦想。我当时很生气，我觉得你鼠目寸光。我觉得一个男人，应该有更大的抱负，去国企，去参军，去一个更大的平台。而不是守着一个巴掌大的小店，修修补-补，沾沾自喜。”
我沉默地听着，原来在她心里，我一直是这样的人。
“我来到这里，就是想证明给你看，也证明给我自己看，”她的目光望向远方无尽的黑暗，“什么才是真正的创造。不是修好一个坏掉的东西，而是把一片不毛之地，变成可以长出粮食的绿洲。这比你守着你的小店，要有意义得多。”
她的声音里，带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骄傲和坚定。
“我看到你的名字出现在新兵名单上时，我承认，我非常愤怒。”她转过头，直视着我的眼睛，“我气你没出息，二十八岁了，还在用逃避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逃避你母亲，逃避婚姻，逃避你应该承担的责任。所以我才要折磨你，刁难你，我想看看，你是不是真的被安逸的生活磨平了所有的棱角。我想逼出你骨子里还剩下的那点东西。”
我终于明白了。原来她所有的严苛，不是报复，而是一种极端方式的“恨铁不成钢”。
“那……水泵站那晚，你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我终于问出了心里的疑惑。
“不服输，是你的优点，也是你的缺点。”凌霜说，“它能让你在逆境里不低头，但也会让你固步自封，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就像当年，你只看得到你的小店，看不到更广阔的世界。顾远，光有一股蛮劲是不够的，你还需要一个配得上你这股劲头的舞台。而这里，就是那个舞台。”
在漫天繁星之下，我们聊了很久很久。从大学时的青涩往事，聊到各自这几年的经历。我向她坦白了自己逃离的狼狈和内心的挣扎，承认了自己曾经的幼稚和短视。她也向我讲述了她刚来兵团时的艰苦和迷茫，以及她如何在这片土地上找到自己的信仰。
我们之间的那层冰，终于在那个夜晚，彻底融化了。我发现，眼前的凌霜，不再是那个需要我保护的小女孩，也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冰山团长”，她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理想，有脆弱，更有无比强大内心的女人。我第一次，对她产生了发自内心的敬佩。
那次谈话之后，我们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在工作上，她依旧是那个要求严格的凌副团长，但她的眼神里，少了几分冰冷，多了几分默契。私下里，我们偶尔会像那天晚上一样，在营地里散步，聊聊工作，聊聊未来。
不久，我收到了我妈的来信。我本以为会是又一封催我回去的“最后通牒”，没想到信封里，除了信纸，还有一张剪下来的报纸。那是我所在的兵团内部报纸《军垦报》上的一篇小报道，标题是《技术能手顾远，巧解排灌站“心脏病”》。
信里，我妈的字迹有些颤抖：
“远儿，报纸我收到了。你连长专门打电话到村委会，说了你的事。现在，全村人都知道我儿子在新疆，在为国家做贡献，是大技术员。比你那个小破店，有出息多了！妈以前是想不通，现在想通了，你在外面好好干，别惦记家里。妈为你骄傲。”
看到最后那句“妈为你骄傲”，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我跑出宿舍，对着家的方向，深深地鞠了一躬。我终于得到了母亲的理解，以一种我从未想过的方式。
一年的服务期很快就要满了。按照规定，我可以选择返乡，也可以申请留下来。团里的领导找我谈话，因为我的技术和表现，正式邀请我留下来，担任机电队的副队长，负责整个团的技术革新工作。
回去，还是留下？我站在人生的又一个十字路口。回去，我可以重开我的电子店，过上安逸富足的生活。留下，意味着我要继续在这片艰苦的土地上奋斗，未来充满了未知。
送别那批期满返乡战友的那天，火车站人声鼎沸。魏斌给了我一个用力的拥抱，眼圈红红的：“顾远，你小子可想好了，真不跟我们回去了？”
我笑着点了点头。
罗山塞给我一包他家乡的特产：“顾队长，以后常联系！”
季扬也收起了他平日里的玩世不恭，认真地说：“顾远，你是我见过最牛的人。留在这，你肯定能干出一番大事业。”
看着他们登上东去的列车，我的心里没有一丝动摇。因为我知道，我的心，已经属于这片土地了。
我没有回去重开我的电子店，因为在这里，我找到了一个比赚钱更重要的事业——从无到有地创造。我用我的技术，改造了棉花播种机，提高了效率；我设计了温室大棚的自动滴灌系统，让戈壁滩上长出了新鲜的蔬菜。每一次成功，都带给我比修好一万台录音机更大的快乐。
故事的结尾，又是一个春天。我和凌霜并肩站在我们新开垦的一片绿洲前，防风林已经长到了一人高，远处的棉田里，白色的棉絮像云朵一样。
“你真的不走了？”凌霜侧过头看我，嘴角带着一丝若有似无的笑意，春风吹拂着她的脸庞，让她冷峻的轮廓柔和了许多。
我看着她，眼神无比坚定：“我的手艺，在这里比在家里更重要。再说……”我顿了顿，迎上她明亮的眼睛，那里面有星辰，也有我自己的倒影，“我怕我一走，就又逃不出你的手掌心了。”
凌霜终于忍不住，笑了起来。那笑容，像极了这戈壁滩上迎着风沙盛开的红柳花，灿烂，坚韧，充满了生命的力量。
我知道，这场始于逃离的追逐，终于在这片我们共同挥洒汗水和青春的土地上，画上了一个崭新的、充满了希望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