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委书记女儿穿补丁衣见伟人，焦裕禄的家风有多狠？
有些老照片，真能让人看半天。就说1966年天安门城楼上那张吧，一个姑娘，站在伟人身边，笑得挺灿烂，可身上的衣服，明明白白打着补丁。
这姑娘叫焦守云，她爹，就是那个名字能让无数上了年纪的人眼眶一热的焦裕禄。
说白了，县委书记的闺女，见这么大的场面，穿件带补丁的衣服，搁现在简直不敢想。可这事儿在焦家，好像就跟吃饭喝水一样，再正常不过。这背后，藏着一个父亲用一辈子言传身教立下的规矩。
焦裕禄这人，一辈子好像都跟“苦”字铆上了劲。山东淄博的穷苦人家出身，从小就知道饿肚是啥滋味。他祖父，就是活活饿死的。他爹呢，受不了日本人的欺压，一根绳子了结了自己。
家里顶梁柱一倒，日子就没法过了。他被日本人抓到辽宁抚顺的煤矿当苦力，那地方，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好不容易逃出来，一路要饭到了江苏宿迁，又给地主家当了两年长工，睡的是牛棚猪圈。
你还真别说，就是这种从泥潭里滚出来的经历，让他骨子里就恨透了不公，也让他对普通老百姓有种天然的亲近。所以后来他入了党，干了革命，那股子劲头，是发自内心的。
1962年，组织上派他去河南兰考。那会儿的兰考，可不是什么好地方，简直就是个“老大难”。黄河故道留下的后遗症，让这里常年受着三大害的折磨：内涝、风沙、盐碱。
这“三大害”可不是嘴上说说。内涝一来，水淹到膝盖，庄稼全完蛋；风沙一起，白天跟黄昏似的，张嘴就是一嘴沙子；盐碱地更绝，白花花一片，种啥啥不长。老百姓的日子，苦到没边了。
焦裕禄一到兰考，没在办公室里坐着听汇报。他直接卷起裤腿，跟老乡们一起下地，一起吃，一起住。他有句名言，大概意思是，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儿。他就是要亲口尝尝兰考这块“硬馍”。
他带着人，一寸一寸地丈量土地，追着沙丘跑，顶着洪水查水情。肝疼得厉害了，就用个东西死死顶住，时间长了，他坐的藤椅上，硬生生被顶出一个大窟窿。
他对工作狠，对自己狠，对家里人，那更是“狠”得出了名。
他跟孩子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别想占公家一分钱的便宜，想“不劳而获”最丢人。
大女儿焦守凤初中毕业，媳妇寻思着，你好歹是个县委书记，给闺女在县里安排个办公室的清闲活儿，不难吧？
焦裕禄眼睛一瞪，说啥呢？去扫厕所都行，去学理发也行，就是不能刚出校门就坐办公室！
最后，焦守凤被安排到食品厂的酱菜组。每天的工作就是切咸菜，然后推着个小车，走街串巷地去叫卖。
焦裕禄知道了，不但没觉得委屈了闺女，反倒抽空陪着她一起去卖。他用行动告诉女儿，人生这条路，得靠自己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爹的官再大，那也是爹的，不是你的。
这种“狠”，其实是一种深沉的爱。他要把孩子们从根上就塑造成能扛事、能吃苦的样。
所以，才有了焦守云穿着补丁衣服见伟人的那一幕。那件衣服上的补丁，对她来说，不是贫穷的标记，反倒像是一枚勋章，是父亲教给她的、最宝贵的“家风”的体现。
坦然，自信，不卑不亢。这份底气，是焦裕禄用自己的一生为孩子们撑起来的。
他自己呢？一件被子盖了十年，上面补丁摞补丁，洗得布料都发脆了，指头一捅就是个窟窿。冬天，组织上看他太苦，特批了三斤棉花让他做件新棉衣。
他硬是给退了回去，说兰考的老百姓比我更需要。
他的这种“傻气”，或者说“清气”，就像空气一样，弥漫在整个家里。
孩子们从小就跟着他下地干活，捡豆子、刨花生，样样都是好手。一件棉袄，老大穿短了，缝上一截布，给老二穿。老二穿不了了，再改改给老三。
在那个年代，这样的生活可能不算稀奇。但难得的是，焦裕禄把这种艰苦朴素，内化成了一种精神上的追求和自觉。
后来，他的六个孩子，个个都很有出息，没一个躺在父亲的功劳簿上吃老本的。
长子焦国庆，去了著名的“董存瑞部队”当兵。这支部队可是英雄部队，能进去的都是尖子。他从班长干到副团长，后来因身体原因转业到地方，在开封税务部门一直干到退休。
次女焦守云，就是那个穿补丁衣的姑娘。后来也参了军，还当选了党的“十大”代表，2008年北京奥运会，她还当了火炬手，那份自信，一辈子都没变。
次子焦跃进，算是继承了父亲的衣钵，也回到了兰考工作。他当县长的时候，为了给兰考的大蒜找销路，亲自跑到北京去推销，被人称作“大蒜县长”，一点没有官架子。
幼女焦守军，也去当了兵，还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那场战争虽然短暂，但异常残酷，能上战场，就证明了她的勇气。
幼子焦保钢，在公安战线上奋斗了一辈子，多次立功受奖。可惜天妒英才，因为积劳成疾，突发脑出血，五十多岁就走了。
这六个孩子，就像六颗种子，被焦裕禄种在了不同的地方，但都长成了和他一样挺拔的树。
说到底，焦裕禄留给子女的，不是官位，不是财富，而是一股子“气”。一股子堂堂正正做人，干干净净做事的“气”。这玩意儿，在任何年代，都比金山银山要值钱得多。他用自己短暂的一生，给“家风”这两个字，写下了最滚烫的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