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县府接到上级的命令，命各乡镇推举红卫兵代表进京，以接受毛主席的亲自检阅——这无疑是喜讯中的佳音！尽管毛主席曾多次在北京亲自接见众多红卫兵，但于我们而言，这一切总显得遥不可及，我们只能从报纸上窥见其风采，聊以慰藉，犹如望洋兴叹，渴望却难以止渴……而今，这样的机会竟然就在眼前，而我们却无法参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县里的代表们被送往北京……我想，那些认为自己无缘参与此次活动的同学们，内心或许都泛起了一丝酸楚——然而，他们比我更加成熟，懂得将这份情感深藏心底。
“出发！”
午后，我肩负着一袋烟叶，来到了父亲的工地，与他商讨是否可以将售卖烟叶所得之资用于“串联”。父亲爽快地答应了。我兴奋异常，立刻转身回到凹子口的地摊，将烟叶以“批发”的方式售予那些手持长烟管的老者，怀揣着不足六元的钱款，满怀信心地重返校园。紧接着，我加入了那六位伙伴，一同前往总务处领取红布，然后在城内寻觅裁缝，将红布裁制成被面大小的旗帜。我请王临川先生挥洒笔墨，书写了“安徽省霍邱中学/革命串联队”八字大字，其书法气势恢宏，一气呵成，堪称上乘之作，颇为美观。在总务处，我还寻得一根粗壮的竹竿，将旗帜竖立于校内，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最终，我在学校开具了一张证明（介绍信），那时，证明似乎是随手可得，谁想要就能拿到。
次日晨曦初露，用过早餐后，他们携带着三四床厚实的被褥，而我则将床单拆卸，仅以几件日常用品与两身衣裳为伴，身着一袭青色粗布对襟布扣的短袄……此情此景，七人精神抖擞，手举红旗，迈步走出校门，沿着东城墙埂、穿越东关大桥，径直朝着汽车站进发——虽然我们计划“徒步”前行，却也不愿放弃任何机会。因昨日听闻，他们中的一支小队曾前往县城拜访县长邹立汉，询问是否有机会乘车外出串联——未曾想，我们竟然意外“撞上了”！抵达车站那一刻，检票员一瞥见我们手中的大旗，便大声呼喊……“各位乘客，请迅速登车！县里已批准，大家无需购票，车辆即将启程！”在一片欢声笑语中，我们收起飘扬的旗帜，紧握竹竿，依次踏上了那辆宽敞的大巴车……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真正走出家门，踏上了远行的征途，却未曾预料到，我会在这不经意的半年中，忍受着莫大的“憋屈”——从农忙假期结束到十一月初，我甚至未能享受到一个完整的“暑假”。尤其是这次旅行的意义非凡——我将前往北京，亲眼见到毛主席！至于那些耳熟能详的格言，诸如“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当时在我脑海中，尚无此类“概念”的深刻印象。
数十载光阴似箭，回首往昔，那段“文革”十年的时光，感慨万千，其中最为难忘的，或许便是那转瞬即逝的“串联”时刻……
车厢内，我激动不已，难以自制。大组长司应华则热情如火，为全车人朗读书报——他与劳动委员、团小组长三位，均系红卫兵成员，佩戴着醒目的袖章，自然令人心生敬意——然而，不到半小时，他竟因晕车而痛苦不已，不停地靠窗呕吐。我们几个赶紧上前照料，报纸的朗读也因此暂时中止。又过了半小时，车上的大多数人都陷入了昏昏欲睡的状态，而司机却一边吸烟，一边在公路上驾驶，车辆在颠簸中摇摆不定……
何不趁着夜色，去合肥城逛逛呢？
“东方将有重大事件。”
我们匆匆赶路，直至来到省委大楼北面的北大门。眼前人潮汹涌，气氛愈发凝重，远眺可见大门口灯火通明！我们历经艰辛，才得以挤进人群，只见横幅上赫然书写：“揭露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葆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滔天罪行！”“李葆华”三个字上，一个醒目的血红叉号划过。尽管我对这类横幅并不陌生，但李葆华这个名字，我早已有所耳闻：他是李大钊的长子，曾接替曾希圣，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第一政委，以亲民著称，常着便装私访民间，深受百姓爱戴，被誉为“李青天”！然而，此刻，他正站在两层高的桌子上，被“八·二七”红卫兵从背后反手绑起，头部向前伸出，微微昂首。大喇叭中揭露控诉的声音声嘶力竭，但由于距离较远，内容模糊不清。但据猜测，他们指责他假装“清官”欺骗民众。这一刻，我心情沉重，对眼前的一幕感到震惊和愤怒。加之四周人流如织，我们不得不选择撤退。
返程的路上，众人热议纷纷，最终一致决定：明日再续前缘，继续办理赴京的手续——目标直指北京！但当我们踏入三中的校园，竟意外撞见桑大哥他们早已在此。众人立刻簇拥向他们的“寝室”。原来，尽管他们出发得较早，在徒步从霍邱走到合肥西部名为“官亭”的地方时，倪心平同学不幸因过量食用凉食，突发急性盲肠炎。紧急送往合肥后，尽管已办理了前往上海的行程，但由于伤员行动不便，只得暂时留驻三中。而且，他们之所以选择上海，乃是因为中央已发布通知，要求“各地串联的学生不宜再前往北京”。于是，我们立刻召开会议，决定接手他们的“手续”——新的目标，上海！而他们则计划在伤员康复后再做下一步的打算。
“车票”预定于次日午后启程，于是我们迫不及待地于翌日清晨从三中出发，朝着东北方向进发，目标直指附近赫赫有名的“逍遥津公园”——那是当时合肥风光最为绚丽的景致之一。《三国演义》中，此地亦不可或缺，堪称名胜古迹。我们沿着明教寺、曹操的“观弩台”、张辽操练水兵的“逍遥津”等景点一路游览。尤其是“动物园”，更是让人流连忘返。仅需五分钱的门票，便能踏入这片园中之园，尽情观赏各类珍稀动物。飞禽走兽，一应俱全，实乃眼福不浅！
午后，我们在三中食堂共进午餐，之后与桑大哥及其同仁挥手道别，沿着长江路乘坐公交车，一路顺利抵达了火车站。登上火车后，发现车厢内不仅座无虚席，连行李架与座位下方都挤满了乘客。随着夜幕降临，火车朝着南方方向疾驰，最终抵达了与芜湖隔江相望的裕溪口。在璀璨的灯光映照下，我们挤上轮渡，跨越了宽阔的江面。尽管无法尽览长江的全景，但那份磅礴的气势却深深地触动着我们的心弦！
踏上轮渡，我们径直走进了芜湖火车站。随着夜幕的降临，我们被挤入了闷热的货车车厢。车厢内昏暗而逼仄，我们只能挤在这狭长的“罐体”里，忍受着车身的摇晃和周围人群的动荡。唯一能瞥见的是车厢角落里，一块草帘之下，一盏昏黄的马灯摇曳生姿——那里是设置有尿桶的地方，但若想挤过去使用，实属不易。而那些紧邻尿桶的人们，估计早已被那浓烈的气味熏得难以忍受……
幸运的是，正当尿液几乎令我们难以忍受，几近失控边缘时，闷罐车缓缓地发出几声长鸣，最终缓缓停歇。随即，铁门被缓缓推开，一束强烈的阳光如洪水般涌入。我们环顾四周，确认自己已抵达上海的“真如”车站。细细品味着这车站的名字，我们迫不及待地跃下站台，不顾一切，就地畅快地解了尿，那种感觉真是难以言喻的畅快！
抵达“常德路中学”之际，我们乘坐敞篷汽车在街巷间穿梭，享用了一顿丰盛的午餐——米饭、大馍和素菜。稍后，在合肥那宽敞的通铺上稍作休息，一觉醒来，精神焕发。于是，我们情不自禁地齐声提议：去逛街吧！
金钱橘小巧更美味！
不久，腹中的饥饿之感悄然涌上，恰好路边摊贩推车上的油炸麻花色泽金黄，诱人至极，表面铺满了白糖。询问价格后得知，“五钱粮票，五分钱一枚！”我随即取出本省的粮票进行购买，摊主竟爽快地接受，找零时更是巧妙地使用了上海粮票（至今仍珍藏着几张一两、五钱的上海粮票）。我们在错综复杂的“弄堂”中漫步至黄昏时分，大家不约而同地感慨：“真是饿极了！”于是，我们在一家小饭店点了一碗“牛汤面”：以二两五钱的粮票和一毛钱的代价，一大碗散发着牛油和葱花香气的手工面条让我们吃得心满意足，之后又接连品尝了两碗。在常德中学和合肥三中的就餐，均需领队签字，算是“借用”，每餐都需出示“票证”，因此我们当晚并未用餐，计划在离开时将所有的“票证”兑换成大馍，以便路上食用。
晚餐过后，我们三人相约至常德中学门前漫步。此行不仅是为了在上海理发，更赋予了这个行动一份特殊的纪念意义。然而，理发师傅将我稳妥地安坐在椅子上，巧妙地围上围布，随后在我后脑勺处轻轻一按，那鲇鱼头式的电推子便发出“咔嚓”一声，启动了电路。这突如其来的声响让我本能地缩了缩头——这是我首次见识到电推子的模样。师傅见状，不禁笑了起来。“当心我瞬间就把你的脑袋剃光！”话音刚落，周围的人顿时哄堂大笑。回到寝室，同学们还纷纷模仿着上海口音，拿我的后脑勺开起了玩笑。
次日，我们的共识再度凝聚：目的地是南京路，一睹外滩的风采。穿梭于街巷之间，我们抵达了电车穿梭的大街，果然电车络绎不绝，既有轨电车，也有无轨电车，它们身后都拖着两根长长的“尾巴”，这些“尾巴”悬挂在空中交织的电线之上，宛如蜻蜓的尾翼。在向当地居民咨询后，我们找到了正确的站台，并确定了乘坐×路电车前往南京路，再换乘×路电车的路线。于是我们急切地登上电车，却不料方向选错了……于是我们决定就在车上“游览”，一路乘坐到终点站。毕竟，等到电车调转方向，不就能顺利抵达南京路了吗！
南京路，实乃非凡之所！严禁机动车通行，两旁高楼耸立，使得街道显得愈发逼仄。周边商场如繁星点点，灯火辉煌，各色人群熙熙攘攘，与别地迥异，亦不乏外籍友人的身影。家乡有句俗语，用以形容仰望高处的极致状态为“掉帽子”，今日目睹南京路的高楼，果真如此！心中亦渴望寻觅那“南京路上好八连”的连部，然询问之下并无结果，只见路边巡逻的战士们英姿飒爽，宛如多年前观看《霓虹灯下的哨兵》时的画面，令人肃然起敬。
重返外滩，眼前的景象愈发壮观：一侧，高楼林立，西式建筑风格彰显无遗，大钟楼上的钟声悠扬而深沉，回荡在空气中；另一侧，黄浦江波涛汹涌，自东方涌动，折向南流，直至视野的尽头（实则江水自南而来，转向东方奔腾）。俯瞰江面，船只形态各异，穿梭往返——往昔只能在纪录片、电影画面、报纸杂志、小说中窥见其影，而今置身其中，一切景象尽收眼底……众人的脸上自然而然地流露出同样的表情：此行不虚！
自那日启程，连续六天，我们悠然自得地游走于城市的街头巷尾，随心所欲地乘坐着有轨电车与无轨电车，无论东西南北，总是从一端乘坐至终点，再转身折返至另一端，反复领略沿途的街景。手提袋中装满了丰盛的大馍，饥饿不再是我们的忧虑，于是日复一日，夜以继日，苏州河见证了我们的往返，最终将小说中的画面与眼前的现实完美交织。我曾提议前往“上海大世界”——那是我儿时家中年画上的美好记忆，借用朱自清先生的话语，那真是一个繁华而又风月之地——然而听闻它已被封存，带着“资产阶级”的标签关闭了大门，不禁让人扼腕叹息。随后，我们又漫步于南京路和外滩，真不知上海还有哪些景致值得我们去探索！
在过去的两天里，我们每晚归家时，常德中学接待站的工作人员总会登门相劝，希望我们回返。他们还转达了中央的“通知”，提到“大串联活动暂时暂停，待明年春暖花开时再行讨论”等，并着重提醒“切勿北上”！在这周的时间里，我们沉浸其中，直到现在才心生遗憾——为何当初没有想到要立即前往北京呢？！
于是，我们仅携带了几张大馍，乘坐接待站的车辆抵达了真如火车站。我们再次高举旗帜，开始排队办理返乡手续。火车站前人山人海，各处都有明显的指示牌。有人好奇地问道：“你们是前往北京的吧？”我们如实作答，对方笑着回应：“瞧，这些人不都是去北京的嘛——你们说是‘回北京’不就简单多了？”起初我们有些迟疑，但最终还是决定试一试。队长鼓足了勇气说：“那就试试吧！”于是我们迅速收起了旗帜，丢弃了竹竿，仅拿着介绍信，我模仿着北京口音，大胆地编造了一个“北京××中学”的名称。工作人员迅速核对了人数，立刻写下了“北京七人”的字样递给我们——可能是因为办理手续的人太多，工作人员也显得有些忙碌。于是我们七人便以“北京八十七中”学生的身份，迅速挤到了“北京方向”的指示牌下，那是在1966年11月23日。
二
再次置身于闷热的罐式车厢，且正值夜幕低垂。车厢内的乘客密度比从芜湖驶向上海的途中更为稠密，每个人只能勉强挤占一个屁股大小的空间，尽管如此，欢声笑语却此起彼伏，歌声未曾停歇。车厢中汇聚了众多来自上海的大学生，他们毫无拘束，男同学们鼓动女同学们放声高歌，女同学们也纷纷响应，歌声清脆悠扬，洋溢着抒情的韵味，甚至有人以外语吟唱。然而，夜色渐深，车厢内因“方便”而产生的踩踏事件频发，不满的抱怨声不绝于耳。事态愈发严重，连先前那些高歌的女同学们也因难以忍受而哭泣起来，那些曾鼓励她们歌唱的男同学们于是纷纷呼吁众人伸出援手，将她们的双脚高高举起，在人头攒动的拥挤中，将她们从人群中滚至马灯下的草席之上。
约莫是农人所说的四更时分，我们抵达了南京的下关。彼时，除了远处零星闪烁的昏黄灯光，南京的轮廓已尽收眼底，江面也隐约难辨。至于如何抵达轮渡、如何渡江、如何下船，以及如何步入对岸的浦口车站，当时心中一片茫然，而如今在记忆里更是模糊得如同梦境——总之，直至曙光微露，我们才终于挤上了开往北方的客车。而那在浦口未曾引起任何盘查的紧张与激动，时至今日仍让我感到难以言喻的兴奋！
车厢内人声鼎沸，拥挤程度竟不输合肥至裕溪口的长途列车。若以苏轼《前赤壁赋》中的“相与枕藉”来形容，那简直是一种奢侈的情景：我们当时的车厢里，人们动弹不得，连靠背上也密密麻麻挤满了两三个人——要在上面坐得稳当，还真得下一番功夫，保持足够的耐心！至于上厕所，更是要跨越过道中行人的头顶才能完成！尽管如此，车厢内却歌声不绝，欢声笑语此起彼伏。
车辆缓缓驶行，走走停停，仿佛在为迎面而来的火车让路。当抵达符离集车站，我们发现站台已被售卖烧鸡的摊位占领，每只烧鸡只需一元五角，瞬间，车厢内弥漫着令人垂涎的香气——虽无法品尝，我们却可以尽情地吸入这香气！车至济南，烟台苹果的售价更是低至二毛钱一袋，每袋约有四五个，那香甜的气息让人无法抗拒，于是我们每个人都买了一袋！
沿着路途，山东的山水风光壮丽非凡，气势恢宏！对于冀鲁交界的辽阔盐碱地，我未曾多加关注……直到十一月二十五日的夜晚，汽车抵达了北京的永定门车站。于是，我随着人群匆忙下车，来到了“先农坛”。我漫步在铺满大字报的芦苇席边，缓缓向着那座雄伟的大殿走去，其气势之壮丽令人叹为观止。随着夜幕的降临，我被搭载上了一辆敞篷车，沿着漫长的道路前行。在车尾，我仅仅瞥见了天安门那瞬间的身影，接着眼前只剩下路灯和人流渐行渐远的景象……最后抵达了“文革路中学”（后来得知这个地方隶属于北京西郊的“海淀区”），或许是因为该校刚刚进行了更名。
紧随其后，我们在解放军的引领下步入了学校附近的食堂，共同享用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大馍、干饭，每人面前都盛着一碗热气腾腾的大白菜烩肉片！餐后，我们便前往食堂旁边的浴池，泡一个澡，那种舒爽的感觉真是难以言表！接着，解放军又将我们带到那些改造成通铺的教室，室内干净整洁，统一的崭新被子，内外都采用了精美的花布，一床被子便足以容纳四人同用！而且，窗下的暖气片传递着暖意，使得整个教室仿佛春意盎然！两位解放军战士，其中年纪稍长的为张班长，年纪较轻的则是陈班长，他们待我们如同亲人，一一安排我们躺下，耐心地为我们讲解这里的一切，宛如对待自己的弟弟妹妹一般，直到我们渐渐沉入梦乡……
晨光尚浅，老班长的一声呼唤将我从睡梦中惊醒。紧接着，我被要求迅速完成洗漱。队伍随即出发，朝食堂进发，在那里我们享用了丰盛的一餐——米饭搭配炖肉片的大白菜。餐后，每人领到了一个装有鸡蛋、一根香肠和两个大馍的纸袋。简单整理了宿舍后，我们走出校门，列队集结，向西方（或许还有其他方向？）的方向出发，开始了迅速的行军。寒风刺骨，但星空下的繁星闪烁。队伍越行越壮大，仿佛汇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军队，虽无声，却如同波涛般推动我们向前，势不可挡。
直到天明，大约已经走了三四十里，人们开始疲劳，这时老班长才悄悄跟我们耳语“快到了！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毛主席要接见你们！”顿时群情激奋，五湖四海的腔音共同表达同一样的心情，于是寒意全无疲劳顿消……大约八点多，我们来到一大片空场，不知其几十平方公里，已然人山人海!终于我们在划定的区域停下来，老班长安排我们几十人在朝阳之下围坐，从胸口掏出《毛主席语录》拿在手里，这才绽开笑容，先告诉我们记住：我们住在海淀区“魏公村”——现在改名“为公村”——“文革路”，然后宣布纪律，指示周边……我们这才知道此地乃西郊机场，前方一二百米处的水泥路就是飞机跑道……至于毛主席为什么不在天安门接见我们，也没想到问问老班长——也不敢问。
在漫长的等待中，午时临近，我们迅速将大馍、香肠和鸡蛋一扫而光，既不敢饮水，又找不到水源。背后，人流如潮，络绎不绝，四周早已是人山人海，移动身体已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无奈之下，我们只能围绕在老班长身边，不敢有丝毫的轻举妄动。在这个时刻，我们宛如大海中的一叶孤舟，与那飘摇不定的蜉蝣毫无二致。
……直至午后三点钟过后，似乎觉察到跑道左侧尽头的观众人潮如波浪般起伏，这股波动随之向右蔓延，（仿佛它在跑道的东端也引起了共鸣），紧接着，整个场地的情绪如同波涛一般起伏跌宕……如此往复多次，毛主席终于步履稳健地走来！只见西南方大车先行开道，紧接着，一串小车疾驰而至！于是，我们所在的区域顿时掀起了一阵更为激烈的波动，不，应当说是汹涌的跳跃。伴随着从远方传来的、被放大数倍的、持续不断且仅包含两个节奏的呼喊“毛主席/万岁”——我们见证了无数人流泪欢呼……
在这一刻，我几近狂躁不安！身高上的差距让我无论如何奋力跳跃，都无法触及目标。老班长敏锐地捕捉到我在这狭窄空间中徒劳无功的挣扎，便立刻吃力地蹲下身，高声呼喊：“上来！”他巧妙地反手一挥，便将我稳妥地托上了他的肩头。在我略微偏右的位置，我终于清晰可见：毛主席的敞篷车正缓缓驶过，就连身穿军装的江青也注意到了，至于林彪、周恩来、刘少奇等人，已无法辨认。车速极快，再加上侧面观察，他们的表情更是模糊不清……然而，这一切都不再重要——因为我亲眼目睹了毛主席！
车队缓缓驶离，机场仿佛随着退潮的大海逐渐沉寂。我紧握着老班长的手，目送着远方与近处，众多女学生因未能目睹毛主席的英姿而泪流满面，那一刻，我深切地感受到，自己此生的幸运实难言尽……
随着夜色渐浓，我们踏上了归途。那正是1966年11月26日的一个黄昏时刻。
清晨八时许，我们方才醒来，瞧见老班长正细心地缝补着边缘破损的被子。察觉到我们的醒来，他这才轻声细语道：“这些被子系国务院紧急调拨至我处，诸位请看，其内被套尚未来得及整理妥帖，便急速运送至此……”听闻此语，我们内心涌动着一股暖意，随即迅速开始洗漱与用餐。早餐以一碗稀粥搭配大馍及小菜为主。
“文革路中学”占地面积不大，仅相当于一所初中规模。校园的核心设施是一座宏伟的教学楼，楼下方北侧是一个狭小的活动区，内设单杠、双杠、乒乓球桌，以及一架秋千，唯独缺少篮球场。由于天气突然转冷，我们并未在学校周边细细游逛。同时，我们的内心早已渴望踏入城区。老班长似乎洞悉了我们的心思，便柔声提醒：“你们可以外出走走，但切记不要靠近附近的大使馆区。”他一边指引着方向，一边继续说道。“那处即是苏联大使馆。”他续道，“务必尽早归来，切记不要走失，亦要小心着凉。”见张荣宇同学穿着单薄，他特意提醒道，“去借一件大衣，回来后再寄还。”……
怀着满腔的激动，我们步出校门，直奔公交站点，准确无误地找到了前往天安门的方向。不久，一辆公交车缓缓驶至。由于天气的寒冷加之地处郊区，乘客稀少。在旅途中，我们铭记着沿途的显著地标：动物园、军事博物馆……直至抵达“天安门”站，我们才依依不舍地离开车辆，步行了一段路程，最终抵达了雄伟的天安门广场。
人流如织，熙熙攘攘。终从喧嚣中清醒过来，首要之事便是“拍照”。在广场上历经周折，终于觅得一位闲暇的师傅。我们各执地址，每人交付五毛钱（两张照片），随后取出《毛主席语录》，依次进行拍摄。我更是借得他们的“红卫兵”袖章，将语录本别在胸前，昂首挺胸，意气风发！继而，我们来到天安门城楼前，来回踱步；跨过金水桥，仰望华表；又观赏人民大会堂，目光所及，无不细细品味；参观人民英雄纪念碑，绕碑一周，仔细端详浮雕，细细阅读碑文；随后前往革命历史博物馆……一时间感慨万千，却难以言尽。直至下午两点，我们才乘坐公交车返程。先至食堂用餐——白日的食堂总如“长流水”般供应着饭菜——之后洗个澡，方才走出浴池，冷风迎面吹来，将毛巾一抖，顿时变成了冰棍，这才真正体会到天气的干燥与寒冷。
第三日，我踏入军事博物馆，对那些各式各样的飞机和枪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接着，我漫步至熙熙攘攘的王府井，仿佛刘姥姥初入大观园时那般感到新奇。第四日，我来到天安门，步入了故宫，却发现“宫门”紧闭，无奈之下，只得转而游览了中山公园。在那之后的数日，我干脆在公交车上悠闲地晃荡，尽情欣赏着窗外的风景。由于天气干燥且寒冷，我特意购买了几根冰棍，用以滋润喉咙。（许多年后，当我回想起那段时光时，才恍然大悟，当时犯下的最大失误莫过于未能探访那些真正值得游览的胜地，比如前门大栅栏、长城、颐和园，以及众多名人的故居——或许那些地方早已关闭，甚至遭受了“四旧”的破坏；此外，我还错过了应该去的北大、清华，竟然将它们遗忘在记忆的角落。）
大约是第十日光景，具体的日期已变得模糊难记。有人突然提议：“咱们该回去了。”我立刻表示附和，原因是我口袋中的银两已经所剩无几。尽管吃饭、乘车、安眠尚不需急切地用到金钱，但生活中总会有那些不得不开销的时刻。于是，我们迅速完成了相关手续，向老班长、陈班长挥手道别，双方都泪眼婆娑。老班长告诉我们，他在完成当前任务后即将转业——他的家，远在那片遥远的农村。
踏上“北京站”的那一刻，我们不禁被其壮丽与华美所倾倒！公交车内，座位宽敞，舒适宜人。在过道间，人们渐渐相互依偎，尽管如此，依旧能感受到一丝宽松。此刻，我们的心中充满了满足，与邻座的朋友们热烈交流着“受接见”的经历与感悟，自豪感油然而生……然而，似乎没有人提及关心国家大事的话题。记得有一位来自长丰县水家湖中学的女同学，短发齐颈，身穿蓝士林布对襟上衣，她挤出来为我倒了一杯开水，竟然倒满了半杯。遗憾的是，当她们下车时，我却未能及时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夜色渐浓，我们抵达合肥时，恰逢风雪肆虐，无奈之下，我们只得在候车室中暂作停留。饥寒交迫之际，即便我们紧紧围坐，厚重的被褥也无法抵御那刺骨的严寒。漫长的黑夜终于过去，晨光初现，接待站将我们送往合肥三中，仿佛是命运的安排。尽管风雪持续不断，三中的接待站不断提醒我们，但滞留在学校并无实际意义，于是我们一致决定：即刻启程回家。我们迅速办理了手续，趁着雨雪稍歇，乘坐公交车前往长途汽车站，登上了那辆“老鸭篷”车。在积雪覆盖的公路上，车辆颠簸摇晃，让人心焦不已。终于抵达六安东方的“三十铺”，司机停车让车上的人下来休息，并购买食物。然而，一个意外的小插曲，竟然让我们在“老鸭篷”车上被遗落在了路上。我们焦急地呼唤，却无济于事，只能耐心等待下一班车。抵达霍邱车站后，我们却发现劳动委员丢失了一床大被单，于是我们六人齐心协力，凑钱赔偿。
那些荣幸被选为前往北京的“红卫兵代表”，同样在十一月二十六日，有幸得到了毛主席的亲自接见——这已是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殊荣。
三
[自北京之行告一段落至1967年4月中旬，这段时间内发生的诸多往事，颇值得一一回顾。为确保叙述的流畅与连贯，在此先简要提及我第二次前往北京的串联之旅。此次出行与首次经历大相径庭，其特色鲜明，值得特别一提。】
1967年四月，校园内与校外相比，显得尤为“静谧”。昔日那种小规模的张贴大字报和批判会逐渐失去了其吸引力，持有不同观点的同学也难以形成对立的局面。此时，潜心研读“毛选”、阅读报纸的人寥寥无几……于是，校内掀起了一股“串联”的热潮——或许这也与当时的“大环境”紧密相连，何况去年的中央文件中不也曾提及“待到明年春暖花开日……”吗！
要将本县文化大革命的最新动态汇报给毛主席。纵然心中并无十足把握，我还是毅然决然地佩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那时，任何人都可以在大十街的刻印社制作一枚，只需区区几毛钱！
尽管天公不作美，我们四人却毫不畏惧，执意撑起伞，踏上了三十里的征程，最终抵达了本县新店埠老坝头的小码头，并登上了从淮河而来的河南小火轮。虽然我们身着红卫兵的服装，但对方并未予以认可，我们每人仅用三角钱买到了前往寿县正阳关轮船码头的船票。船上出售一毛二分钱一小包的饼干，并且慷慨地借给我们碗具，让我们得以免费享用热水。下午四五点钟，我们终于抵达了正阳关——这是我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圣地。小时候，常听长辈们提起“七十二条水路通正阳”，而一旦我们尿床，便会成为别人笑谈的谈资，戏称“你昨夜上正阳关去了”。
在这座古镇蜿蜒的长街之上，古风古韵扑面而来，似乎与“文化大革命”的汹涌澎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饭馆内的伙计们腰间系着围裙，肩头搭着抹布，活脱脱便是戏台上的小二形象。我们每人仅贡献了三毛钱，便换来了四只卤得恰到好处的小甲鱼、一壶醇香的小酒和一碟香脆的花生米，再加上每人兑换的两两粮票，换来了一碗简单的素面。如此朴素的聚餐，却让我们心中充满了满足。夜幕降临，我们来到码头，大家纷纷吟咏起“小南京”、“古代兵家必争之地”、“七十二条河水通正阳”等名句，直到夜色渐深，方才回到候船室，购好了次日清晨五点开往蚌埠的船票。
候船室的入口处，叫卖声此伏彼起，摊贩们售卖着点心、大馍、稀饭以及开水，还有提供租借被褥的，喧嚣声此起彼伏。几把长椅早已被候车的乘客坐得满满当当。我们便在这片空旷的地面上随意挑选了一个角落坐下，开始畅谈天下大事，话题天马行空。就在这时，一声尖锐的汽笛声划破了周围的宁静，原来是蚌埠方向的上水船已经缓缓靠岸。不久，我们竟然目睹了本校隔壁高一（1）班的几位男女同学急匆匆地涌入候船室，其中还包括我们自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三年级一直同班的表姐。她们告诉我们，她们是从北京归来，计划等到天亮后乘坐小火轮返回学校。
“五分钱洗一次！”听到有人回应后，他们立刻跑过去，将一桶水倒入木盆中。我们便与表姐她们匆匆告别，离开候船室，踏上栈桥，再登船——这里是淮河上游的大轮船始发码头（上游直至河南，仅有小火轮通行），因此人潮并不汹涌。我们率先来到船头，借助于东方黎明的曙光，欣赏沿途的风景。
搭乘下水船沿着东方的航道前行，眼前便见淮水的众多支流蜿蜒曲折，南北交织，有的清澈见底，有的浑浊不堪，汇入淮河后立刻呈现出“泾渭分明”的景象，这种在画卷中难得一见的奇观，此刻却真实地展现在我们眼前！船只抵达“峡山口”，顿感水流湍急——据传，此处是大禹治水时开凿的山峡！船行至淮南码头，这才察觉水面逐渐开阔，运煤的驳船来来往往，我们不得不在其中穿梭……船只靠近蚌埠，必须通过船闸，感觉船身仿佛在水泥甬道中随着水流沉入河底，直至上游的“后门”放水，船只才缓缓浮起。待到“前门”开启，前方又是宽广的水面，不久便远远望见淮河上的大铁桥——那里有售卖大众香烟的“大铁桥”品牌，每包一毛钱，烟盒上的图案便取自此处——我自幼便经常为祖母购买这种香烟，半包只需五分钱，摆摊的郭老太太也会给一个烟盒。
就从这里混进站内！于是，我们在附近的小饭店买了几张大馍，紧跟在刚才的货车后面，“混”进了车站！
果然，列车抵达了站台！我们一边佯装闲逛，一边留意着那辆朝北驶去的货车车头。待无人察觉之际，我迅速攀爬上了一节车厢，车厢内装满了半车的煤炭。毫不犹豫地，我坐在了煤堆之上……果然，夜幕降临，火车缓缓启动，不一会儿便听到了那过桥时节奏鲜明的轰鸣声。心中不由得一阵兴奋：对了！
漫步间，走走停停，各色站头的大喇叭此起彼伏，呼唤声或指令声，我们却一句也听不明白。唯有停车场的聚光灯亮如白昼，刺眼得让人不敢直视。待列车再次启动，好一会儿才觉得四周更加昏暗。更令人紧张的是，火车在小站调头转弯，我们意识到必须“转车”了，于是果断下车——生怕再被误拉回原地！换上了一辆车头朝北的货车，找到了一节空车厢。天色将明，雨势渐浓，我们趁着路上停车，翻找车厢，最终找到了一节有篷布覆盖的货车厢，宛如电影《铁道游击队》中的场景，真是令人心旷神怡——昨晚我们穿上所有衣服仍觉寒冷。突然，发现篷布下有人！几句交谈后，得知是“同道中人”，山东当地人，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们甚至各自准备了水壶，这比我们考虑得周到多了！于是，我们沿途细心观赏山东的山水，景色确实逼真壮观。同行者豪爽直率，谈笑风生。那一夜，果然下起了大雨，我们心中暗自庆幸。
“河里无鱼，世上看。”意思是说，零零星星的地方是看不到很多鱼的，然而一到鱼市，就能见到成群的鱼儿——我们刚下货车，走向车站大门，便发现来自四面八方的火车（货车）上，聚集了众多和我们一样灰头土脸的旅客，而且人数越聚越多，只见人头攒动，像潮水般涌向一个方向……不到两个小时，我们来到了“劳动人民文化宫”，果然，那里排起了长龙般的队伍——果然设有“接待站”！
于是，我们轮流值班，一人排队，其他人则围绕着水龙头，轮换着洗头和洗脸。我们无暇他顾，忙着擦拭身体、洗涤衣物——恰逢正午，阳光明媚，气候宜人。我们将洗净的衣物晾晒在水边的栅栏上——对岸即是著名的“北海公园”，白塔高耸，清晰可见。忽然一阵风吹过，将一件衣物吹落水中，我便毫不犹豫地翻越栅栏，跳入北海，咬牙切齿地洗了个澡。随后，我捞回衣物，将其翻面，再跳回栅栏另一侧，前往厕所更换了内衣……
终于是轮到我们了。一名干部模样的身影从队伍的最前方开始，逐一数过我们这几十位编号，随后依照手中的名单开始点名。点名结束后，他立刻率领我们离开了劳动人民文化宫，沿着天安门广场一路前行，左拐右拐，最终抵达了那座高挂“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牌匾的大院。在这里，我们完成了“交接”手续，“对方”在我们的学生证上加盖了特殊的戳印，接着便为我们安排了住宿和饮食。我们迫不及待地大快朵颐，品尝着干饭、大白菜炖肉片——那米粒饱满，色泽诱人，是前所未见的美味！饭毕，我们即刻倒头入睡，直至“不知东方之既白”（苏轼《前赤壁赋》）。
去逛街！上午依旧前往天安门——离家仅一转角之遥，出行十分便捷。于是，我又陪着他们三人拍摄了一张合影。接着，我们从广场出发，前往大前门，再到大栅栏（我们习惯念作da-za-lan），虽然我们只是饱了眼福，并未购买任何物品——事实上也无力购买。第三日，我们向东游览，直至王府井，仿佛刘姥姥再度踏入大观园。由于天气炎热，我们在游览了半天之后，各自品尝了一碗凉粉——但味道远不如家乡的美食。
第四日，我们灵机一动，心想：“既然我们居住在‘西交民巷’，那么往东必然是‘东交民巷’。根据我们所学现代史，西太后曾派遣义和团围攻此地。”于是，我们决定一探究竟。沿着街道径直向东行进，果不其然，眼前赫然出现几座外国使馆，门前均有解放军战士站岗。我们只能远观，却无法近前触摸。此外，来来往往的外国人亦不会向我们这些“外省人”、乡巴佬投来问候——毕竟，我们所学的那几句蹩脚英语也派不上用场。
第五日，我索性乘坐公交车往返于山间，欣赏风景。然而，乐极生悲，前两日在天安门广场、王府井、大栅栏的地摊上购买的多枚“毛主席像章”以及部分零钱，竟在公交车上不慎遗失。汪运甫与我遭遇了同样的不幸。我们在车上惊呼起来，司机见状热心地协助我们寻找，并多次呼吁：“如果有人拾到，请归还，我们会表示感谢。”然而，无人回应。司机无奈之下，只得建议我们下车，前往派出所报案，并指引了最近的派出所位置。
随即下车报案。派出所的民警态度热情，详尽地询问并做了笔录。最后，他们要求我们留下住址，并将派出所的电话号码抄送给我们，叮嘱我们主动与他们取得联系。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派出所，心有不甘地返回“总行”，翻看口袋，发现所剩无几。于是，在第六天，我们在“总行”的电话机旁一遍遍地拨打电话至派出所……最终失望而归，倒是学会了模仿电影中常见的那般，一手握着耳机，一手用手指拨号的时髦操作——在此之前，我只见过配备摇把的黑色电话机。
遂与族兄汪运甫商讨一番：不如我们回家吧（“归去来兮”）！尽管桑兄和储兄的兴致尚未消减，然而所余财力已然有限，我们两人自当不宜再占据过多。再者，即便身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纵使现金如山，却与我们无关，毕竟人家只负责管饭和住宿，这就已经足够了……于是，我们拿着学生证前往“总行”接待站，正巧对方急需帮助，立刻给予了同意。当晚，从北京站至蚌埠的客车票便已落入我们手中，学生证上也早已盖上了“火车票已办理”的印章。
第七日，我们四人漫步于“西交民巷”的街头巷尾，领略了众多小巷与四合院的韵味，真实地感受到了北京下层民众的生活气息。午后，我们收到了接待站赠送的几块香喷喷的大馍和几条味美多汁的大腌萝卜——美味至极——沿着路途一路前行至“北京站”，无暇顾及车站大门的景致，匆忙地挤上座位，心绪不佳，便沉沉睡去。
第九日清晨，火车抵达蚌埠，我下车后曲折前行，终至轮船码头。购得正阳关的船票后，下午乘坐的船便开始逆水而上。夜幕低垂，抵达正阳关时，携带的馍馍和萝卜早已被一扫而空，唯有船上买的小包饼干尚未吃完。于是，我购置了一碗热水，将饼干泡软，慢慢吞咽。在候船室中，我孤独地坐了一整个夜晚。直至拂晓，汪运甫继续搭乘小火轮返回老坝头，而我则沿着大坝徒步七十里，直至大店岗，再渡过河，抵达淠河河西岸。之后，我转向西南，共行十五里路，抵达左王集——已步入孟集区境内。当时，我的腰间仅剩下二斤粮票，便兑换成三条油条，饱餐一顿，喝得肚子滚圆。最后，我又徒步三十五里，抵达孟集。那时，我已饿得筋疲力尽，父母见到这一幕，不禁感到十分怜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