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逼死熊廷弼：等于让马云证明自己有五百块存款
北京城的深秋，风刮在脸上跟刀子似的，崇祯皇帝朱由检就坐在那张冰冷的龙椅上，手里捏着一份关于熊廷弼的奏报，指节都发白了。
他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勤奋的“亡国之君”，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批奏折，忙到后半夜，连龙袍都洗得发白了，可他就是想不通，为什么这大明朝的窟窿，越补越大。
他盯着熊廷弼这个名字，眼神里全是猜忌和厌恶。在他看来，这个人就是个麻烦，一个导致辽东战局糜烂的罪魁祸首。
可他忘了，或者说根本不想去了解，这个熊廷弼，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熊廷弼的老家在湖广江夏，八岁还在给地主家放牛，满脚泥巴。这种出身，在讲究门第派系的明末官场，简直就是个异类，背后一根毛的支持都没有。
他能爬上来，全靠自己一股子狠劲和玩命的本事。万历三十五年的会试，他考了个第一，硬生生从泥地里杀出了一条血路。
当辽东的战火烧得快把北京城都映红的时候，是他站了出来。那时候，萨尔浒大战刚输得底裤都不剩，明军士气跌到了冰点，谁都不敢去碰那个烂摊子。
熊廷弼去了，他提出的“三方布置策”，说白了就是一套组合拳：用水师骚扰后金后方，在关键地点修筑堡垒，稳扎稳打，用空间换时间，把后金活活拖死。
这套打法，简直是当时唯一可行的救命稻草。只要朝廷给钱、给人、给信任，辽东的局势不说反转，至少能稳住。
问题就出在这“信任”两个字上。崇祯给不了，他那个刚愎自用的爹，天启皇帝也给不了。
更要命的是，熊廷弼身边还塞了个叫王化贞的“猪队友”。这位仁兄是典型的嘴炮王者，天天喊着要直捣黄龙，踏平赫图阿拉，实际上连兵都不知道怎么练。
熊廷弼主张防守，王化贞非要进攻。结果，王化贞带着几万乌合之众，被努尔哈赤一顿胖揍，广宁城丢了，四十多座城池望风而降。
这下好了，黑锅从天而降，精准地扣在了熊廷弼头上。朝堂上那帮等着看笑话的言官们，像闻到血腥味的苍蝇，嗡地一下全围了上来。
罪名很直接：你熊廷弼不是经略辽东吗？城丢了，就是你的责任。
这逻辑，就好像公司项目失败了，不去追究那个瞎指挥的部门经理，反而把写代码的程序员给开除了。
熊廷弼被抓进大牢，等待他的是比死亡更侮辱人的折磨。
天启年间的阉党，在魏忠贤的授意下，搞起了“追赃”运动。说白了，就是抄家，把那些被整倒的官员家产全部榨干，充入国库，其实大半都进了他们自己的腰包。
他们给熊廷弼定的“贪污”金额，简直是天方夜谭。一个叫刘徽的言官张口就来，说熊廷弼贪了一百万两白银。
一百万两是什么概念？当时明朝一年的财政收入，也就四百多万两。一个放牛娃出身、没有任何背景的武将，能贪污掉国家四分之一的年收入？
这已经不是侮辱了，这是把所有人的智商按在地上摩擦。
可魏忠贤他们信了，或者说他们就需要这个借口。他们派人去熊家抄家，掘地三尺，连老鼠洞都捅了，最后搜出来的全部家当，还不够给那一帮子抄家的官吏发奖金。
没钱？那就用刑！他们把熊廷弼的亲家、朋友，凡是跟他沾点边的人都抓了起来，严刑拷打，逼他们承认熊廷弼把钱藏起来了。
巡按翟凤翀甚至想出了一个绝招，让熊廷弼的家人打“欠条”，承认欠国家一百万两，子子孙孙慢慢还。这操作，连今天的催收公司都得尊称一声“祖师爷”。
天启六年，熊廷弼在西市被凌迟处死，罪名是“通敌卖国”。临刑前，据说他朝着辽东的方向，悲愤地喊了三个字：“辽东事……”
更惨的是，他的头颅被割下来，挂在城头上传首九边，风吹日晒雨淋，警告所有敢于“不听话”的将领。
民间传说，熊廷弼死后阴魂不散，每到深夜，北京的西四牌楼附近，总有人听到一个悲凉的声音在哭喊：“还我辽东！还我辽东！”
等到崇祯上台，一举铲除了魏忠贤的阉党，朝野上下都以为天要亮了。
许多正直的官员开始为熊廷弼鸣冤，其中最执着的就是内阁首辅韩爌。他一次又一次地上疏，请求为熊廷弼平反，哪怕只是让他入土为安。
可崇祯的态度，冷得像块冰。他觉得给熊廷弼平反，就等于承认他哥哥天启皇帝错了，等于打朱家的脸。
他那点可怜的帝王自尊心，比整个辽东的安危都重要。
韩爌也是个犟骨头，他跟崇祯整整磨了一年半。每天上朝，别的事先不说，先提熊廷弼。崇祯被他烦得头都大了，最后才极不情愿地吐了几个字：准其家属收尸安葬。
仅仅是收尸而已，平反？门儿都没有。
熊廷弼的悲剧，说到底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大明王朝的缩影。
一个最有能力的“项目经理”，提出了最可行的方案，却被一个刚愎自用的“董事长”和一个啥也不懂只会吹牛的“关系户”给联手搞死了。
崇祯皇帝，他亲手砍掉了王朝的擎天柱，然后用余下的十七年，眼睁睁看着这座大厦轰然倒塌。他不是不努力，他是用战术上的勤奋，掩盖了战略上的愚蠢。
他清理了魏忠贤，看似是正义之举，却打破了朝堂上一种病态的平衡。魏忠贤就像一坨巨大的镇纸，虽然又黑又重，但它压住了下面无数张想要飞起来的、写满私欲的废纸。崇祯一把掀开镇纸，结果就是满屋子废纸乱飞，谁也干不了正事。
熊廷弼的死，彻底寒了天下武将的心。连为国拼命、能力顶尖的熊经略都落得如此下场，谁还敢去辽东卖命？大家看明白了，在大明朝，决定你生死的不是战功，而是你站的队，和你会不会讨好皇帝。
这才是最致命的。一个王朝，当它开始用“听话”而不是“能干”作为选拔人才的唯一标准时，它的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熊廷弼，不过是第一个被这台愚蠢的机器碾碎的、最坚硬的齿轮罢了。
